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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历史或者预言。 ——S.T.柯尔律治（S.T.Coleridge） 埃勒里的环球旅行已经进入了倒数第二个阶段。为了收集有用的写作素材，他已走访了许多城市，听警长们讲述了许多活生生的故事。他本来只计划在伦敦停留一个晚上，但就在从奥拉飞往伦敦的途中，却碰到了一个在伦敦警察厅威尔专员办公室工作的国际刑警。这位刑警非常讨人喜欢，从一个酒馆到另一个酒馆，他给他讲了一个又一个好故事，当埃勒里意识到时，几天几夜已经眨眼间过去了，新年就要到了。 第二天早上，为良心和理智所驱使，埃勒里到航空公司办公室去取机票，在那里遇到了哈里·伯克。伯克当时正在商量乘坐同一个航班去纽约的事。 那位国际刑警向他介绍说伯克是一位私人侦探——“奎因，他是最好的一个，当然那是说他费用帐目的虚报额一般不超过10％。”伯克听罢放声大笑。他是一个身材矮小、沙色头发的男人，角斗士般的脖子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个拳击赛的好对手。他的眼睛颜色很淡，几乎透明，给人一种就要消失的感觉，好像它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他看起来很像是条顿人（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四世纪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北海沿岸。常用来指日耳曼人，尤指德国人。——译注），他自己说他本应带有爱尔兰土腔，但谈话时却带有明显的小舌音。国际刑警临走前告诉埃勒里说伯克是个变节的苏格兰人。 两个人到了最近的一家小酒馆吃喝了一通后，伯克说： “那么你就是那个小奎因了。这可真有意思。” “是吗？”埃勒里说。 “我是说以这种方式遇见你。不到15个小时前我还和你父亲在一起呢。” “我父亲？” “纽约警察局的理查德·奎因警官。”伯克很正经地说。 “你是刚刚飞抵伦敦的吗？” 苏格兰人点了点头。 “可我看到你几分钟前刚买了一张回纽约的机票。” “我下飞机时收到了奎因警官的电报。好像是那件一开始就让我去美国的案子有了进展。他要我立即飞回去。” “那是我爸爸，”埃勒里说。“他提到为什么了吗？” “没有，但是他在电报里用了一个很有味道的词，‘即刻’。” “那准是很重要。”埃勒里又从女招待那里要了一杯淡啤酒。那个女招待很壮实，好像一只手就能拎动整桶啤酒。 “这件案子，伯克，会是那种我无法抗拒的事情吗？” “我可不知道你经受折磨的能力。”伯克也冲那个健壮的女招待笑了笑，然后把他那苏格兰人的鼻子埋进了酒杯中。他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 他们俩肩并肩紧挨着坐在飞越大西洋的飞机上。埃勒里通过巧妙的暗示发现，这个苏格兰人好像是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凡是说起与他的案子无关的话题，他都十分健谈。哈里.伯克原是警察局的人，最近才辞去了探员职务组建了自己的侦探所。他自嘲地说生意正在起步。 “开始时，客人只是接触一下就走了。如果没有我在警察局的关系的话，我大概就得像班图人（Bantu）那样糊口了。威尔专员一直对我不错。”埃勒里推断伯克目前所专注的案子是威尔最近对他施恩的结果。警察局接到了调查的要求，而专员发现它不属于警察局的业务，于是就私下推荐让伯克从事这工作。埃勒里怀疑这种好意并不是威尔的第一次。伯克正被飞机的颠簸搞得上下跳动。 “我是个单身汉，”这个沙色头发的人说，“我不必为某个爱嘀咕的女人花费我的时间。不，没有一个女人在我的考虑中，谢谢你。我在一个地方不会待太久，免得产生某种依恋感。” “你是那种在坠落的飞机上堕入情网的人。”埃勒里根据传闻说道。 “能使我上钩的对象还没有出生呢。” “当心我们这边儿的女人。美国女人天生就能抓住那些顽固的人。” “她们好像都很想念你，奎因。” “哦，但我从来没有上钩。” “那么我们就有很多共同点了。” 就这样他们表明相互之间很投缘，只是在一些小事上有分歧。临到飞机在冈得尔停留时，两个人已经以名字相称了，甚至开始友好地争论做苏格兰鲫鱼用不用加煎洋葱的问题。飞机再次起飞后，他们依然谈兴很浓，差一点忘了庆祝辞旧迎新的时刻。 新年一大早，飞机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下了飞机后，他们结伴出了机场。 “这个时候你是不可能找到一间旅馆的房间的，”埃勒里说，“到我家里来吧，哈里。” “哦，不。我不能把你和警官赶出去住。” “别废话了，我的书房里有一张兼作沙发的卧铺。另外，这样你还可以尽快知道我父亲让你回纽约的原因。”哈里·伯克顺从地点了点头。埃勒里叫了辆出租车。 出租车穿过时代广场向城里驶去，时代广场看上去像是一座长满风滚草的鬼城。“人类是污秽的家伙，不是吗？”伯克用烟斗柄指着街上的杂物说。“每次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就会想起《海滩上》的最后一幕。” “可能他们也是这样想的。” 到达奎因的寓所后，他们发现警官不在房间里。“是出去庆祝新年了吗？”伯克大胆地说。 “不大可能。我父亲不会去庆祝。准是为了案子。这是什么？” 那是留给埃勒里的小纸条，放在他书房里的打字机旁边，是老人随手写的。 亲爱的儿子： 住在东73大街的一位名叫罗伯塔·韦斯特的小姐要你给她打电话。她说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她都在等你的电话。我临时有些事情要处理。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哦，孩子，新年快乐！ 下面的签名是“爸爸”，然后是一个电话号码。 “这就是奎因家的生活方式吗？”苏格兰人问。 “只有被犯罪行为打断时才这样，我和爸爸通常是在电视机前打盹来度过除夕之夜的。”埃勒里拨着纸条上的电话号码说。“把你的行李放到我的卧室去吧，哈里—一在那边儿。哦，如果你想要让眼睛睁开的话，起居室里有一个小吧台。你好？” “是埃勒里·奎因吗？”一个非常焦急的声音问道。 “是的。韦斯特小姐要我给她打电话。” “我是韦斯特。你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真是太好了。接电话的人都说你正在从英国飞回来的路上。奎因先生，你刚到吗？” “刚到。有什么事吗，韦斯特小姐？” “你是从家里打电话吗？” “是的。 “我想马上就过来。” “现在？”埃勒里惊讶地问。“我要洗个澡，我还没吃早饭，而且在跨越大西洋的飞机上睡觉也并非是我的一项技能。你不能等等吗？” “我也没有睡觉，一直都在等你的电话。求求你了？” 听声音她像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所以埃勒里只好叹了口气说，“你知道地址吗？” 罗伯塔·韦斯特本人比她听起来还要漂亮。埃勒里一看到她就给她贴上了“剧院”的标签，也许还应再加个“小”字。她体态优雅，肤色白皙，一头真正的粟色头发，明亮的眼睛由于睡眠不足或烦恼过度而显得眼圈发黑，脸颊右上方有一个迷人的胎记，看上去很像一只小蝴蝶。埃勒里通过一些细微观察推断她是戏剧演员：她走路和翘起头的姿势中流露出某种紧张，使人感到这是她刚刚得到的健美技巧，说话时发音考究，甚至连微小而随意的语音不清都好像是经过仔细演练过。她穿着裙子和用某种安哥拉棉毛呢料子做的圆领罩衫，披着一件巴黎式的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可能是由毕加索设计的围巾，带着一副长手套。她的小脚上穿着昂贵的带有蝴蝶结的时髦平顶鞋——埃勒里有所触动地开始推测，鞋子上的蝴蝶结一定是为了平衡她脸颊上的胎记而有意选择的。 这个女人看上去属于那种貌似漫不经心但实际上精明仔细，以致于埃勒里对自己给她下的结论产生了怀疑。这种女人就像是刚从时尚杂志的画页上走出来，在他看来她们个个都像某个人的办公室助手。 “你在剧院工作，”他说。 她那明亮近乎兴奋的眼睛睁大了。“奎因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有我的方法。”他咧嘴一笑，看着她走进起居室。“哦，这位是伯克先生，韦斯特小姐。” 女孩低声说着什么，而哈里·伯克却以一种吃惊的方式说了句“您好”，好像他刚刚碰到了什么东西。他向埃勒里的书房门口走去，有点儿不情愿地说，“我去洗一下，埃勒里。或者做点别的什么。” “也许韦斯特小姐不介意你在场，”埃勒里说。“伯克先生是位私人侦探，从伦敦到美国来办事的。” “哦，既然是这样，”女孩赶紧说，而且出于某种原因，她低下了头。至于伯克，他像狗一样瞥了埃勒里一眼，慢慢地踱到一扇窗户跟前，站在一边看着。 埃勒里让那女孩坐下，给她递上早餐，但被谢绝了，然后他为她点上一支烟，说道，“现在我们可以谈正事了吗，韦斯特小姐？”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我几乎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看上去她很困惑；但是突然她探身将烟灰弹到烟灰缸里。“我想你记得戈罗丽·圭尔德吧？” 埃勒里记得戈罗丽·圭尔德。如果他假装健忘的话，那将表明他自己有缺陷。他不仅记得戈罗丽·圭尔德，小时候还曾狂热地听过她的歌，他还曾对她有过那么点幻想——一种当时国际流行的相思病—一甚至对她的声音的回忆足以使他的五脏六腑都觉得发痒。回忆是留给那些崇拜者的，在她全盛时期，传媒无法从字典里找到合适的词来称呼这些人，于是干脆把他们称为她的“顺从部下”。 哦，是的，他曾听说过吉吉，据说她的密友是这样叫她的；（但他却从来不是其中之一，唉，唉。）当他感受他过去的岁月时，仍然会在月明之夜偶尔听一听她过去的老唱片。而这时突然地听到她的名字，确实感到很惊讶。就像是这位栗色头发的女孩使他回忆起了海伦·摩根，或者是盖丽.克茜或者《奥兹的女巫》中的那个嗓音颤抖的小女孩。 “戈罗丽.圭尔德怎么了？”埃勒里问。哈里·伯克动了一下，又赶紧停住了，这一动作表明伯克也很惊讶；惊讶或者还有更多的什么东西。埃勒里急切地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但他接着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罗伯塔·韦斯特身上。 “我爱上了戈罗丽·圭尔德的丈夫，”女孩说，她说这件事的时态引起了埃勒里的注意。“我的意思是，我应该说我曾经爱上过卡洛斯。”埃勒里似乎觉得她在发抖，当然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发现。她接着说，“女人怎么会这样傻呢？怎么会是这样盲目的傻瓜呢？” 她说完便哭了起来。 在奎因的起居室里，女人哭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这些眼泪的原因显然是最普通的那一种。然而埃勒里还是被感动了，他让她大声哭出来。她终于停了下来，像个孩子似地抽着鼻子，她从包里摸出手帕，擦了擦小鼻子。“对不起，”女孩说。“我本不打算那样的。我下决心我不会这样的。不管怎么样，事情已经过去七个月了。我想是的。但是现在又有事情发生了……” 罗伯塔·韦斯特的故事讲得零零碎碎、杂乱无章，就像摔成碎片的拼图一样不得不一点点地重拼起来才行。按照埃勒里的重新整理，故事是从戈罗丽·圭尔德的概况、她的生活和工作开始的。 她1914年生于辛克莱·刘易斯乡下，原名戈罗丽娅.戈尔登斯特恩（Gloria Guldenstern）；30年代，她怀着刘易斯居民特有的质朴走出了中西部，从此令纽约乃至全国都为之倾倒。她一生从没有上过音乐课；完全是自学的—一嗓音、乐理、钢琴样样都行。她还自己为自己伴奏。 据说戈罗丽·圭尔德也练嗓子。当然她的演唱技巧是精心设计的，就像曲谱上标注的那样精确。她的嗓音中充满激情，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悲伤，令无数的听众为之倾倒，声音微弱而悠远，不绝如缕。在夜总会里，她的歌声甚至能让酒鬼们都安静下来。批评家们称之为“亲切”的声音，适合于小酒馆。但是她的想力是这样的普遍，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听众。到30年代末，她每周都要到广播电台为成千上万的听众们演唱。她是美国的广播宠儿。 广播的开始曲是由她和她的42人乐队演奏的甜美、悠扬的《共和国战歌》。在那个比现在要朴实得多的年代，一位专栏作家亲切地称她为戈罗丽-戈罗丽”。戈罗丽一戈罗丽同时也是一位精明、现实的女人。她最聪明的一点就是把她的财富交给吝啬的剧院代理西尔玛·皮尔特夫人，她很快就成了她的经理和票房代理。皮尔特夫人（曾经有过一个皮尔特先生，但是他已经消失在古老的离婚法庭的迷雾中了）成功地经营着戈罗丽的事业，据说到她1949年因嗓音不行而退休时，这位歌星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 戈罗丽爱好虽然有限，但非常好动脑子；退休后她不仅继续迷恋音乐，而且也让她有时间衷情于她的另一大爱好——猜字谜。在追求完美的高频音响设备在全国开始普及之前，她早就是一个发烧友了；她的当代音乐收藏是所有收藏家们的梦想。而促使她专注于字谜的动因就不那么清楚了。她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农村家庭，那里对字谜这样的娱乐方式的兴趣仅限于萨姆·劳埃德在农舍的客厅里的那种古老方式的翻版。但是，戈罗丽在纵横字谜、双纵横字谜、颠倒字迷和侦探小说（古典的迷惑者的领域——她对二战后开始充斥于书架上的性和暴力以及心理神秘小说没有任何兴趣）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她纽约的寓所和隐蔽的乡间别墅——坐落在康涅狄克州纽顿附近的湖边，为一片茂密的松柏所包围——都堆满了唱机、唱片、调频收音机、电子录音设备（她不能忍受与它分开）、乐器、山一样高的神秘小说和字谜方面的书和小玩意；在她的露天平台上有一套葡萄牙产的用湿苇草手编而成的椅子，其神奇之处在于每次雨淋到上面它们都会变得更结实。 虽然戈罗丽是一个身材丰满、魅力十足的女人，有不少人（保守的说法）追求她，但她在演唱生涯中一直是单身。在她35岁声音不行了的时候，命运的陷井不知不觉地使她陷入了嘉宝式的与世隔绝，对这种事像地震般关注的媒体认为她会像嘉宝一样永远也不会结婚了。她也的确坚持了9年。但是1958年，她结识了卡洛斯·阿曼都伯爵，那时她44岁而卡洛斯才33岁。三个月之后他们结为夫妻。 阿曼都“伯爵”是一个自封的头衔，对此没有人把它当回事，至少所有卡洛斯家的人都如此。他的祖辈一直是飘浮不定的；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他自己十分陶醉于此。当他为幻想所陶醉时，他会自称有西班牙、罗马、葡萄牙和希腊一罗马尼亚的血统；有一次他甚至说他母亲是埃及人。他的一位具有国际血统的朋友（一位真正的伯爵）笑着说“显然是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女王的直系血统”。而卡洛斯则露出他洁白的牙齿，笑着回答说，“当然，从罗密欧衍生来的。”那些自称有可靠消息的人断定他的父母是吉普赛人，他是出生在阿尔巴尼亚的某条龌龊的路边的大篷车里。这大概是最贴边的了。 所有这些似乎对他生活中的女人们都没有丝毫不同。她们像驯服的锡兵一样，一个又一个地被他的情爱之火所征服。作为工作原则，他一直使自己的感情保持平静，而不至于因为一次诚实的激动而使它迸发出来。女人就是他的职业，除此而外他一生中没有做过一天其他有报酬的工作。 卡洛斯的第一次婚姻是他19岁时娶了一位来自俄克拉荷马的石油大亨的遗漏。她的年龄是卡洛斯的三倍，而她对年轻男人的贪婪令他十分高兴。她让他自由飘荡了两年，使他闯荡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离婚给他带来的财富是可观的，而他只用了一年就把这些钱花得一干二净。 他的第二位妻子是一个富有的丹麦女男爵，活像一座大教堂的奇形怪状的雕像，她的主要爱好就是梳理他卷曲的黑发，仿佛他是个玩具娃娃。躺在床上忍受那些可怕的手指在他头上爬过的煎熬，四个月对卡洛斯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勾引他妻子迷人的女秘书，故意让自己被抓住，而且堂而皇之地坚持以付给他钱作为他保持沉默的补偿。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阔绰生活，卡洛斯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在阿尔卑斯山避暑时，他发现了一个美国参议员十六岁的娇嫩的小女儿；后来发生的丑闻涉及到了一个要价很高的瑞士堕胎医生（从他那儿，卡洛斯获取了其中的15％）和一张数额巨大的参议员的支票，条件是他保持沉默，而且以对他起诉相威胁。 伴随着一支壮观的妻子队伍，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所有这些妻子们都是富有、愚蠢而且老得可以做他母亲的女人：一个纽约的社会名流为了与他结婚而与她的银行家丈夫离婚（这段婚姻在他和妻子因为十万美元而发生公开争吵后破裂，此事也曾轰动一时）；一个酗酒的后湾老处女在普里马斯岩石那儿第一次失去了贞操；一个葡萄牙的男爵夫人死于肺结核（她只留给他一座被污浊的护城河和债务所包围的城堡—一显而易见，他在她死以前已经花掉了她所有的钱）；一个不再年轻漂亮的欧亚混血美人，他非常坚决地把她卖给了一个富有的土耳其人，而这个土耳其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她待嫁的女儿（因为她曾经是属于卡洛斯的）；一个芝加哥肉类加工厂厂主的寡妇带着一位摄影师在她女佣的床上抓住了他，然后就把他赶了出去，连点药膏的钱都没给他，令卡洛斯十分惊讶的是，她甚至还带着对报界的轻视在法庭上出示了那些照片。 这一灾难使他陷入了财政困境。当他遇到吉吉·圭尔德时，他正处于极需钱的地步。不是戈罗丽很难勾到手；她依然很吸引人，而且跟他结识的任何一位前任妻子相比，她当时比她们都更年轻。对卡洛斯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她是不是有足够的钱？他一直过着一种放纵懒散的牛仔生活，而现在这已经开始在他黝黑而强壮的身体上留下印迹了，因此他越来越多地沉浸于在镜子里自我欣赏的幻想中。那些像他的第一位妻子一样饥渴地从年轻男人那里寻求性满足的中年和老年的女人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阿曼都伯爵的乏味。当那天到来时，这个假伯爵忧郁地让自己相信吼叫的野牛会转向更绿的牧草。 因此在他生活中的这一阶段，阿曼都明白他没有资本去犯错误了。他暗中调查了戈罗丽·圭尔德的财务状况，这一点即便是一位一流的资信代理也会自叹弗如。他所发现的东西让他十分振奋，于是他放心地开始了进攻。 即使戈罗丽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这件事也不是那么容易。她已经变得孤独而不安，而且每天从镜子里看到的自己都令她沮丧不已。就在她渴望伴侣、渴望引人注目的时候，就在她沮丧于自己的镜中形象的时候，像卡洛斯·阿曼都这样的年轻男人对她得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她也曾听说过关于他的故事，也很想看清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于是她雇佣了一家可靠的侦探所调查他的背景。调查结果使她肯定了她所怀疑的事，她决定不再重蹈他生活中那些傻女人的覆辙。 “我喜欢你陪在我身边，”当卡洛斯向她求婚时，她告诉他。“而且你也想要我的钱，或者说想要你能够拿到的那部分钱。对吗？那么好吧，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结婚。” “亲爱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难道非得谈论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吗？”卡洛斯亲吻着她的手问道。 “条件就是：你要签一个婚前协议，提前宣布放弃分享我的财产。” “啊，”卡洛斯喊道。 “甚至包括一般为法律所保护的三分之一遗产的继承权，”戈罗丽干巴巴地说。“从你的眼睛里我能看得出你的想法。我已经咨询过我的律师，而且也恰如其分地起草了一份这样的合同，这在本州是完全合法的—一我的意思是以防你有今后可以违约的想法。”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亲爱的，”卡洛斯忧郁地说。“对我提出这么不公平的条件。我是想把我的一切都给你的。” “这的确令人难以接受，”戈罗丽疼爱地抚弄着他的头发（他及时地稳住自己不使自己退缩）。“所以我搞了一件律师们称之为交换物的东西。” “那是什么，我的心肝？”卡洛斯问道，似乎他并不知道“交换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以牙还牙。” “我明白了……时间？”卡洛斯突然说。他对所有与女人有关的事都是极其敏感的。 “对了，亲爱的。让我享受最少五年幸福的婚姻生活，我就会把这份合同撕碎。我已经请人调查过你了，卡洛斯．你与一个女人在一起最长没有超过两年。五年是我的，然后‘唰’地一声，这份合同就不存在了，你就可以享受作为我的丈夫所享受的正常的法律权利了。” 他们彼此相视而笑。 “我疯狂地爱着你，”卡洛斯低声说。“但爱不是全部。我同意。” “我是在东安普敦遇到卡洛斯的，”罗伯塔·韦斯特继续说。“已经是夏末了，那时我正在进行夏季演出。他和戈罗丽来到后台。导演是个老头，他对戈罗丽的到来大肆渲染，但是她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一她退休时我还只是个小姑娘—一而且我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臃肿的、染着一头难看的头发的女人，看上去好像是某个来自二流歌剧团的上了岁数的过时演员，她紧紧地挽着那个看上去差不多可以做她儿子的男人的胳膊。 “但是我觉得卡洛斯非常可爱，而且我想我被他对我演出的过分夸奖弄得有点飘飘然了。卡洛斯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她忧郁地补充说，“那东西能穿透女人的心。你知道他不是真心的，但是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说而不是他说什么……我想我听上去像个容易上当的白痴。” 作为男人，两个人谁都没有说什么。 “当演出结束后，我有24小时没有回城里—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因为号码是刚换的，在他打电话给我时还没有登记到电话簿上。他说我的演技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讲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赞美之辞，还说他觉得他可以利用一些关系来为我创造机会，问我想不想跟他谈谈。就这样我被他欺骗了—一被演艺界里最古老的诱饵！—一我一直都知道我在自找麻烦……有意思的是他确实没法给我找到了一个试演的面试机会—一在一部不在百老汇上演的剧中扮演一个角色。直到今天，除了知道制片是个女人外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录取的。男人们都很鄙视他—一或者说是嫉妒他—一旦是女人们似乎无法抗拒他的魅力。我想这个制片也不例外，虽然她只是一个像嗡嗡作响的锯子一样唠唠叨叨的老太太。不管怎么说，肯定是他的甜言蜜语打动了她。就像他对付我那样。” 栗色头发的女孩半闭着眼睛。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支香烟，哈里·伯克走过来为她点上。她隔着火苗冲着他微微一笑，但是好象她并没有看他。 “他总是出现在我面前……卡洛斯有种魔力会把你征服，无论你怎样当心都难以抗拒。—一我还是爱上他了。单从性感的角度来看，他的确很漂亮。当然，当他注意一个女人时，她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女人。我就是这样完全不能自拔，以为自己是宇宙的绝对中心。而且你很清楚他不是个诚实的人，他对很多女人都使用同样的手段。但是你并不介意。你只是不在乎……我爱上了他，而他告诉我世界上唯一能使他快乐的事就是与我结婚。” 埃勒里插了一句，“韦斯特小姐，你是怎么富起来的？” 她笑了，“我在信托基金那儿有点小收入，再加上我东奔西走挣的钱，我只是勉强过得去。这也是令我上当的原因。”女孩苦涩地说。“他永远只会跟钱结婚。因为我没钱，我开始考虑，他对我说的爱可能是他一生中的一次真实的感情。我怎么会这么单纯呢！我不知道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直到一天夜里，大约七个多月以前……” 戈罗丽因为一些事情启程到她的纽顿庄园去了，卡洛斯抓住这个机会去见罗伯塔。在这个时候他才最终露出他的真面目。 罗伯塔曾听说过他跟他妻子的婚前协议，而且五年的期限也已经过去了—一到那一天他和戈罗丽已经结婚五年半了。按照卡洛斯的说法，戈罗丽已经在五年期满时撕掉了他们的协议，就像她曾经许诺过的那样；所以现在如果她发生了意外的话，他将根据正常的遗产继承权继承她至少三分之一的财产；如果她在遗嘱里指定他为继承人的话，可能会更多，对此他还不敢肯定。 一开始，韦斯特小姐说她没有看出来他打算要干什么。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怎么会发生呢？我老实地告诉他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的妻子出了什么事吗？她得了不治之症了？癌症？还是别的什么？ 卡洛斯轻松地说，“她象头母牛一样健康。她会比你我都长寿。” “那么你是说离婚清算？”罗伯塔疑惑地问道。 “清算？如果我提出离婚，她一个子儿也不会给我。” “卡洛斯，我不太明白。” “你当然不明白。真像个孩子！但是你要听我的，我会告诉你我们怎样除掉这头母牛，然后结婚，享受她留下的财产。” 于是，卡格斯就好像在讲述一段小说的情节一样，平静地向罗伯塔摊开了他的计划。戈罗丽挡着他们的路，所以一定要把她踢开。但是作为她的丈夫他将首先被怀疑。除非他有被称之为不在现场的证据。但是要想让不在现场的证据站得住脚，证据本身一定要不可动摇；也就是说，他，卡络斯在事情发生时一定要确确实实地在别的地方。在各种各样的方法里，这是很容易安排的。那么谁来做这件事呢？除了——罗伯塔，戈罗丽之死的共同受益人以外还有谁更合适呢？她现在明白了吗？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罗伯塔告诉两个沉默不语的男人。“哦，怎么我现在才明白呢！他用的是那种不正经的口气，好象他是在谈论如何到公园里散步，而事实上他是在提议我去谋杀他妻子以便他能够和我结婚，然后靠着血腥的钱为生。我当时又惊又怕，有一阵子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想他准是把我的沉默当成默许了，因为他凑过来想跟我做爱。这使我一下子醒悟了过来。我用力推开他，他几乎摔倒了。这次可爱的谈话发生在戈罗丽和卡洛斯的寓所里，我从那儿跑了出来，好像这个恶魔在后面追我似的。当时所知道的一切只是，他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家伙。我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恶魔呢！我感到一阵阵毛骨谏然。我所想到的只是摆脱他。我坐出租车回到家，整夜都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像片树叶一样地在发抖。” 卡洛斯第二天给她打了个电话，韦斯特告诉他不要再给她打电话或者企图见她，然后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这个狗杂种。“哈里·伯克喃喃地说。看上去好像当时他会亲手杀了他似的。 “你很幸运，没有挨打就就脱身了，”埃勒里评论说。“有时候，当这种事情被阻止了的时候，会变成可怕的暴力事件。但是，韦斯特小姐，我还是不明白。如果所有这些发生在七个多月前—－5月下旬？—一为什么你等了这么久才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呢？而且，不管怎么说，为什么现在又有紧急情况呢？” 那女孩看上去有些迷惑。“紧急情况？奎因先生，您是什么意思呢？我本来以为—－” “我们显然说拧了，”埃勒里微笑着说。“关于你的故事，还有更多的什么东西吗？” “当然，”她看了看埃勒里，又看了看伯克，然后又看着埃勒里，摇了摇头。“难道你们不相信我？我不明白……至于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把这告诉给任何人—一我不知道。这是一段如此让人震惊的经历，我觉得好像是在做梦。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找警方或者某个像你们这样的人。一来，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他不可能真是那个意思。二来……”——她白皙的皮肤涨红了——“这将意味着我与他的关系会在报纸上被大肆渲染。你知道这类事的。不管怎么样，我可不愿意这样。而当他不再给我打电话或者企图见我时，我把这件事完全抛在脑后了，或者说是尽力不去想它。直到两天前的晚上我被迫回忆起它。今天是星期几？是的，前天晚上，星期三晚上。” “12月30日的晚上？”哈里·伯克突然问道。埃勒里不由得看了他一眼。 “是的。卡洛斯给我打电话。像我已经说过的，自从去年春天以来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当然，我没等他说完就挂断了——” “这个乞丐想要什么？”伯克厉声问道。 “他说他一定要见我。我告诉他我几个月前说的话仍然有效，然后就摔下了听筒。不到半个小时后，我公寓的门铃响了，当我打开门时，是他在那儿。我试图把他关在门外，但是他用脚挡住了门。他大声地跟我吵，我怕邻居们可能会闻声跑出来，于是只好让他进来了。” “他究竟想要什么？”埃勒里问道。 “当时我还想象不出来。他没再试图提出那个古怪建议，只是谈论一些琐碎的事情—一我，百老汇的戏剧，和戈罗丽的近况等等。我不断地让他离开这儿，而他却停地跟我谈话。他并没有喝醉，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卡洛斯从不因喝酒过量而丧失理智；至少我没有见过他烂醉如泥。我越来越有一种感觉，他在拖延时间，因为每过一会儿他就会看一眼手表。” “哦，”埃勒里用古怪的语调说道。而哈里·伯克也“哦”了一声，但语调更加古怪。埃勒里的“哦”带有思索的味道，而哈里.伯克的“哦”则含有很深的预感；埃勒里又一次感到奇怪。 罗伯塔·韦斯特身体前倾，用一种紧张的恳求的态度说，“最后，到午夜时我才使他离开。或者不如说是到了午夜，没有任何前兆，他突然决定要走。我记得他又一次看了一眼手表，实际上是大声地说，‘半夜了，罗伯塔，我该走了。’好像他有个时限或者什么事情似的。我一点都不明白。直到后来。奎因先生，这也就是我到这儿来的原因。他利用了我！” “听起来好像是的，”埃勒里表示同意。“但是为什呢？” “难道你还不知道？” “韦斯特小姐，我不知道什么？” “戈罗丽·圭尔德·阿曼都在星期三夜里被人谋杀了。” 埃勒里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纽约的报纸了，如果吉吉的谋杀案曾经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报道过，那么他准是在某个酒馆里喝啤酒时迷迷糊糊地错过了上面的报道。 哈里·伯克，这个苏格兰人显得既有见识又有些惊骇。他走到埃勒里的吧台那儿，从最靠近手边的瓶子里给自己倒了杯酒，碰巧倒的是威士忌，然后一饮而尽。 埃勒里一直在韦斯特和伯克之间分配着他的注意力。 “我多傻呀，”她说。“你当然不知道关于谋杀害的事一一因为你一直在欧洲。难道你没有看今天早上的报纸吗？” “没有，”埃勒里说。“韦斯特小姐，你知道她是什么时间被杀的吗？” “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是从新闻报道中可以断定那是在星期三晚上卡洛斯在我公寓里时发生的。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去年夏天没有能说服我杀害他妻子后，他就开始四处寻找另一个替罪羊了。而且他准是已经找到了一个—一而且可以肯定是一个女人，奎因先生；他不可能说服一个男人为他去冒险。所以星期三夜里，当这个女人在杀人时—一不管她是谁——他却跑到我的房间里以求解脱。利用我作为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见证！就在我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他、他的妻子和这个讨厌的困境时，他又把我给拖了过去！” 她似乎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埃勒里走近几步让她平静下来。伯克像个投弹兵一样走了几步又退回到吧台前，显然正在被什么问题困扰着。 “有个问题，”埃勒里对这个女孩说。“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她摆弄着提包的带子。“是这样—一哦，奎因先生，我在这件事里是孤立无助的。可怕的境况迫在眉睫，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措—一嗯，也许我错在不该落入卡洛斯的陷井，但是我当初怎么会知道自己全卷入呢？我当然不可能预料到他是在计划谋杀……卡洛斯肯定已经告诉警察我是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见证了，因为他们已经到我的公寓来询问过我了，我只好告诉他们事实，那就是星期三夜里一直到午夜他都跟我在一起。” “你告诉警方关于五月卡洛斯让你去杀死他妻子的事了吗？” “没有。我想我本应如此的，但是我不愿意使自己陷得更深。我认为我说得越多就会陷得越深，所以我只是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奎因先生，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才能摆脱这件事呢？” “恐怕已经太晚了。我给你的忠告就是把一切都告诉警察，而且越早越好。” 她咬着嘴唇不再说话。 “埃勒里，”哈里·伯克突然说，“我想跟你谈谈。” “韦斯特小姐，你不介意我们谈一会儿吧？”当他们走进他的书房关上房门后，埃勒里说，“自从那女孩到这儿，你就一直憋着什么事要说。你也跟这件案子有关，是吗？” “我现在，是的，”伯克不快地说。“直到刚才我才知道这件谋杀案，我所了解的并不比你多到哪儿去。但是我一开始到纽约要办的事就和戈罗丽·圭尔德有关。她曾向伦敦警察厅提出过一个超出警察厅权限的要求，于是威尔把我作为私人侦探推荐给她。这只是一次例行的调查——我看不出这会跟谋杀案有关系，虽然这总是可能的。”这位苏格兰人绷着脸说。“事实上，埃勒里，星期三晚上我在她的寓所里与她待在一起直到过了11点钟才离开。我作好了调查报告，从她那儿直接去了机场，飞机在凌晨一点钟起飞。我离开她时，她还活着，而且还很不错。” “那么就是说她被某个人谋杀了，而这个人是在11点过后你离开她到午夜阿曼都离开罗伯塔·韦斯特的公寓这段时间作案的。” “看来应该是这样的。”伯克好像波什么事困扰着，没有多说什么。 埃勒里膘了他一眼。“你到纽约办这件事，和我父亲咨询过吗？” “是的，这件事需要纽约警方的合作。” “那么这就是我父亲拍电报让你回来的原因了——预感到这件事可能与谋杀案有关。”埃勒里停了一下，希望伯克会发表什么意见。但是伯克什么也没说。“他在谋杀发生后准是曾经去过现场。显然当他一口气给我写完电话留言条时，还没有把韦斯特小姐与这个案子连在一起，或者对这些事实还一无所知。这儿的这些事就先在我们这个范围内处理吧。哈里，情况现在更复杂了。看来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被卷进来了。”伯克只是点了点头。 他们回到起居室。“好吧，韦斯特小姐，我会帮你的，”埃勒里告诉那女孩。她像是被吓着了似地盯着他们。“至少在我们弄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之前，你应当首先去告诉警方整个故事。卡洛斯不在现场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很可能他与他妻子的谋杀犯一样有罪，就仿佛是他亲手干的一样。对于这一点，我敢说可能性是极大的。”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照办的，奎因先生。”她好像松了口气。 “这个阿曼部的本性显然是极其狡猾的。无论这个被他引诱而替他干了这件肮脏的事的女人是谁，他很可能一直在暗中盯着她—一就像他盯着你一样，我说得对吗？” 他几乎没有听到她说“是”。 “现在他会尽量小心避免见她，或者在这其中的某一天他会假装他第一次遇到她。他会等待风声逐渐过去。我们会弄清楚的。她也可能就是他的弱点。总而言之，她一定会被发现的，但我有一种感觉这不大容易办到。” 正在那时。埃勒里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 “儿子吗？”是他父亲急躁刺耳的鼻音声。“你的飞机总算降落了，是吗？埃勒里。我正在处理一件关于一个美人的案子——” “我知道，”埃勒里说，“戈罗丽，戈罗丽哈利路亚。” “这么说韦斯特小姐已经到过你那儿了。她已经被管区内的警察调查过了，我直到拿到初期报告后才根据情况得出了推论。她现在在那儿吗？” “是的。” “那么，到这边来找我们吧，带她一块来。顺便问一句，你在回来的飞机上有没有碰巧遇到一个叫哈里·伯克的人？” “我碰巧碰到了。而且此人正跟我在一起呢。他是我的房客。” “真该死，”警官说。“你的又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我一直在等着伯克的消息—一我想他已经告诉过你我给他拍了电报。把他也一块带来。” “爸爸，您在哪儿？” “在公园大道吉吉的寓所。你知道地址吗？” “不知道，但伯克和韦斯特小姐知道。” “这倒是，不是吗？”老人咒骂着把电话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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