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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娜斯佳早早就起了床。今天早起并未使她产生那种近乎惊慌害怕的心情。因为这个季节天亮得相当早，早早醒来时也不那么令人难受，这是其一。再者，她要像往常一样，在伊斯梅洛夫公园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扎托奇内一起进行晨练。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反有组织犯罪总局的局长。他们相识已经一年了，晨练也坚持了这么久。在进行晨练时，他们心情悠闲地说天说地，有时也讨论一些案件。娜斯佳知道，许多人都知道他们早上的这种晨练，有人还不怀好意地说三道四。但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劝她不必介意，要努力从种种传言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将军的儿子叫马克西姆，常常参加他们的晨练。小伙子想考内务部的院校，因此，努力锻炼身体，以便顺利通过体能入学考试。娜斯佳清楚地记得，在去年夏天时，马克西姆还是个身体不高、体格不健的毛头小子，他的体形也远远够不上完美。而现在，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马克西姆已经锻炼成一个肌肉发达、体魄健壮的棒小伙。 “我听说了，科诺瓦洛夫想把您调到他那里去工作。” 在此之前，他们谈论的是别的话题，扎托奇内话题的转换是那么的突然，以至于娜斯佳一下子愣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是有这回事。”娜斯佳点点头。 “而您拒绝了。这很有意思，为什么？难道您不想在总局工作？莫非是您不喜欢科诺瓦洛夫本人？” “我有别的原因。我很愿意在彼得罗夫卡工作，我也很喜欢戈尔杰耶夫。而最主要的，您已经知道，是对手很好。” “我能同您订个君子协议吗？”扎托奇内问。 “那您就试试吧。”娜斯佳嫣然一笑。 “当您想离开戈尔杰耶夫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我这儿工作。我们说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答应一定要到我的反有组织犯罪总局来工作。我只是想让您首先考虑在我这儿工作，然后，再考虑别的建议。” “您这么说，好像您认为有许多单位争着要我似的。除了科诺瓦洛夫，谁也没建议我调换工作。” 确实，她确实听科诺瓦洛夫说过这些话。并且，就是这么说的，只字不差。 “您让我去您哪儿，我又能干什么呢？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团伙犯罪跟经济的关系太密切了，而我对经济一窍不通。我好像跟您说过，我讨厌经济方面的深奥道理。” “我能证明您的想法是错误的。想听吗？只用十分钟。” “嘿，您又要设法说服我了，说什么可以打开五本好书，掌握住所有的基本知识，然后，用一年的时间，细细品味。这些您都说过好多遍了，没意思。” “能答应我十分钟吗？我用一包橙汁跟您打赌。” “行，我听您说，我爱喝橙汁。” “我也爱喝。并且，我相信，您肯定要为我买橙汁了。就这样，阿娜斯塔霞。我们反有组织犯罪总局，负责对通过走私毒品、贩卖军火和拐卖人口来谋取钱财的大的犯罪团伙进行处理。我们处理这类案件已经快一年了，但从我们所负责的案件来看，这点时间根本不算长，您也知道，一件团伙犯罪案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处理完。” “那当然。”娜斯佳点了点头。 “这类团伙在许多州里设有联络转运站。这样的州有七个，要一个个地说吗？” 娜斯佳猛地停住脚步，转脸问扎托奇内： “您没开玩笑？” “绝对认真。怎么，让我说出来，还是不用说？” “不用了，我相信您说的。看来，我插手你们的事务了？” “在那里也有你们关心的东西，杀人案一宗接一宗嘛。您不必自责，您嘛，不知者不为过。” “可科诺瓦洛夫，他！”娜斯佳懊丧地长叹一声，“怎么，他也不知道情况吗？我们把手伸向了你们正在开展侦查工作的地区，碍手碍脚，妨碍你们工作。我们给你们添什么乱子了没有？” “暂时还没有，”扎托奇内微微一笑，“您也不要责怪谢苗诺维奇，我们历来总是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再说，我们也没声张，说我们在这些地区开展工作。而事实本身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您没发现？假如您是在我这里工作，而不是在刑事侦查局，那么，您所调查的那一具具尸体，早就与我们追查的那些走私犯联系起来了。为了弄清您追查的那个臭名远扬的虐杀狂猖狂活动地区的情况，根本用不着懂得经济理论原理。一个卡敏斯卡娅就够了。怎么样，我赢得果汁了吗？” “您要什么牌的？‘亚法’还是‘维姆比利丹’？” “我要‘J-7’牌的。” “您给了我致命的一击，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想，结果是：有人要利用虐杀狂案和多起凶杀案所形成的局面来制造丑闻，以达到更换护法机关所有领导人的目的，您看像不像这么回事儿？” “像！至少在你们关于更换干部的材料中讲的就是这些。” “您见到过这些材料？” “我还读过，是从科诺瓦洛夫那里看到的。对了，这些材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得了。”娜斯佳一挥手，“一切都白费了。我本指望通过分析干部的调动，清理出那个虐杀狂，从一切迹象看，这个恶棍并不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我白白付出了那么多的劳动。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 “嗯？您有话要说？” “没有，无稽之谈。” “到底想说什么？” “我已经说了，是无稽之谈。这是不可能的。” “我真不明白您。您不是常跟我说不能那样推论吗？您不是一百遍地重复说，一切都是可能的吗？应该为这件事拿出个说法儿来。那么，您想说什么呢？” “我想弄明白，前因是什么，后果又是什么。发生过重大谋杀案的地区已受到关注，丑闻也已经制造出来了，在这个借口下，一些领导被换掉了，换上了一些软弱无力的。随后，犯罪分子就会在这些地区建立自己的联络站。会是这样吗？” “很可能。很像是这么一回事，无论怎么说，都像这么回事。” “不会是相反的情况吗？”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扎托奇内停住脚步，转身对娜斯佳说：“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 “假如这些地区在一开始就被人选中了，那情形会怎样呢？” “您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能呢？” “您瞧，连您都不相信。” “哎，娜斯佳，这很难让人相信。这已近乎幻想。选择一个适合于犯罪的地区，然后，就等待着那里是否会发生什么意外，以便制造出丑闻？这不可能。万一不发生意外呢？那样的话，就要等到头发白了。”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把人想得太好了，您是个浪漫主义者。” “那您呢？” “我顶多是个愤世嫉俗者。我确信，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都是有人专门实施的。您知道吗？是蓄意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这样，我就明白了，肯定有这么一个人，他知道这一切，也知道是谁组织和实施了这一系列犯罪。我的出发点是，对于虐杀狂来说，找到凶手，这是查明犯罪的问题。因此，我试图在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寻找这个人，也是因为这个，我错误地认为，被虐杀狂所杀害的人是学习过警察教材的人。而实际上，很可能只是这个人对这类知识有所了解而已。这是很可怕的，是吗？” “嗯，是的，”扎托奇内随声附和说，“您不会责怪您缺乏想象的。那么，尽情地发挥您的思想吧！到底谁是您所追查的虐杀狂？他为什么要把这些雇佣杀手都干掉呢？” “担心暴露。” “那他为什么只是在现在才感到害怕呢？凶杀案可是早就发生了的。再说，他为什么要搞这些宗教式的游戏？他把人杀了就杀了，事情也就了结了。他为什么要到处宣扬，说这些被杀者正是以前那些凶杀案的当事人？这出戏是演给谁看呢？” “我需要考虑，”娜斯佳非常严肃地说，“我不想马上回答您。” “那您考虑吧，”扎托奇内同意说，“为了让您考试时轻松些，我再告诉您一件事。这是些走私的案子，我们许多人正在处理，毫无疑问，这里有您关心的东西。”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有个叫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的，听说过这个人吗？”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别让我焦心了，”娜斯佳哀求起来，“直说吧，还有谁？姆希塔罗夫？伊佐托夫？马列科夫？卢琴科夫？” “甚至还有谢苗诺夫，以马利科夫为首的全部人马，根据我们的侦查，他们各负责一个地区，就像监护人一样。” “可他们只有六个人，”娜斯佳敏捷地想到，“而地区有七个。莫非是我弄错了？” “是七个，应该还有一个监护人。但我们暂时还没查到。正因为这个，可爱的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小姐，我才请您提供友好帮助。请告诉我这第七个监护人是谁。这样的话，我们会认为我们还有指望。我刚才向您透露了关于你们所调查的凶杀案的一些情况，您也要帮帮我。” “您太高看我了，”她摇了摇头，“我未必帮得了您。我对你们的事情一点也不懂。” “那您试试看吧。我可不是您的领导，您完不成任务我也不会处分您。”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有可能是虐杀狂一开始是同监护人们算账，只是后来才动了杀机。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也不明白，”扎托奇内叹了口气，“最初，我认为可能是竞争团伙想赶走这些监护人，强占他们的地盘。后来，我又考虑，这不是这些竞争团伙干的，而是所有这些土匪的头儿干的，可能是他对手下人的做法感到不满了。我甚至假设，是这些监护人企图发动宫廷政变，以便取代他们的头领，而头领及时觉察到了这一点，并把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而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了。我已经打了报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进入科诺瓦洛夫的小分队。我们希望，能通过共同的努力，搞出点名堂来。” 他们转过身，沿着林阴道往回走。这时，马克西姆向他们迎面跑来，他的五公里越野跑快到终点了。 “好样的，”父亲夸赞他说，“你达到标准了，可以好好休息一会儿了。” “娜斯佳阿姨，您达到标准了吗？”小伙子问。说着放慢速度，小步跑着，和他们保持肩并肩。 “瞧您说的，我不会去迎合任何标准，只求符合自己的床铺就行了，”娜斯佳开了个玩笑，“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标准还没制定出来呢。前不久，我曾跟着火车跑，跑完一段路后，有两个小时没能喘过气来。” “那您怎么在刑侦局工作？”马克西姆吃惊地问。 “很不容易，我有幸遇到一位好上司。” “尽说蠢话，”扎托奇内打断她的话，“不要哄骗小孩子。这跟您的领导毫无关系。记住，马克西姆，要想弥补你体格上的不足，你就要有特殊的本领，当你变得能像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那么聪明、那么有天才时，那你就可以允许自己不再么遵守什么标准了。但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一定不要忘记，你是个男人，对自己要有另外的要求。” 马克西姆停止脚步，做了几次深呼吸后，又和父亲、娜斯佳一起向前走去。 “你们女人倒不错。”马克西姆叹了口气。 扎托奇内不满地皱了皱眉头，娜斯佳明白，回家后，马克西姆又要聆听说教了。将军只生了这么一个儿子，他不允许儿子有一点不轨的言行。每发现一点问题，将军总是拿出大量的时间，耐心、细致地向儿子指出不当之处。娜斯佳多次碰到过这种场面，因而，她很清楚，听到儿子说那话后，将军肯定又要以形象、生动的语言不厌其烦地教育他了。 四十分钟后，他们走到了地铁站。在这里，他们挥手告别——扎托奇内父子住在附近，而娜斯佳需要坐地铁到“谢尔科夫斯卡娅”站。经过晨练后，娜斯佳感到神清气爽，心绪高涨，因为她要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很费脑筋的问题，而这对于她来说，正如尤拉·科罗特科夫所评价的，要比最甜的糖果还要甜美。在着手处理公文之前，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打电话给扎托奇内。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要找的第七号人物叫叶夫根尼·沙巴诺夫，是总统的形象设计师，我对这个人的情况说不太准。头六个人一下子就弄到了一起，而沙巴诺夫却与他们不同，他似乎是总统班子里的人。我还在为此事犯愁，不知该怎么处理他。” 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喜欢舒服、安逸、温暖和不急不忙。他现在不能去瞎忙，他很不愿意所形成的局面让他寝食不安。拉尔金确信不疑的是：寝食不安和匆忙行事将会对他非凡天赋的发挥产生不良影响。他曾在帕维尔·绍利亚克的领导下专心地学习过，并努力研究过锻炼方法。当这种锻炼要求进行长时间大运动量的疲劳练习时，他绝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已经使自己的本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也十分珍惜这一切。而各种不快和疾病马上就会对他的才能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多年的实际情况所证明的。 一个人，一个觊觎他的作用的新领导人的出现，恰恰导致了拉尔金的这种不快。拉尔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位领导人。当时，米哈伊尔在设计局工作，他同这位领导人在科长办公室里总共只进行过一次谈话。当帕维尔开始和他一起工作后，米哈伊尔可以聊以自我安慰的一线希望是，只有两个人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一个是派他去见绍利亚克的人，另一个就是绍利亚克本人。现在发现原来还有第三个知情者。这种情况立即使拉尔金心理失去平衡。这第三个知情者对于米哈伊尔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此人给他看了一大堆有损他拉尔金名声的材料，既有录音磁带，也有录像带。录音带上录的是拉尔金同第一位领导人进行首次谈话的内容。当时米哈伊尔坦然地承认了他获取高等教育证书的一些小秘密；录像带则记录了他完成帕维尔交给的某些任务时的工作情况和工作结果。这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米哈伊尔以前从未见到过这些东西，他只是听说有这些材料，他也相信。可当他亲眼看到这一切时，他感到自己彻底完蛋了，事情简直糟得不能再糟了。 “当然了，如果您能正确地对待眼前的局势，我是不会动用这些音像带的。”这第三个知情者说。 米哈伊尔总是反应敏捷。他在钻研科技方面的本事平平，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个笨人，恰恰相反，这是事实。 “要我做什么？”他问。 “完成我的指派，就这些。您给帕维尔怎么干的，就为我怎么……” “万一他回来了呢？” “什么叫‘万一’？”这第三个知情者微微一笑，“帕维尔一定会回来的，这您连怀疑都不必怀疑。您还将继续同他一起工作，就像从前一样。但同时，您顺便也要为我工作。这一点千万不要告诉帕维尔。我要说的就这些。何去何从，由您选择，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噢，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回来后，您要马上告诉我。我很关心您的安全，只要绍利亚克一出现，我就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与他在您好客的家门口不期而遇。那么，您的答复是什么呢？” “我同意，”米哈伊尔叹了口气，“您并没有给我留下选择的余地。” “怎么能这样说呢！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对方以责备的口气摇了摇头说，“余地始终是存在的。您可以拒绝我和向审判机关申诉嘛。” 毫无疑问，无论如何，米哈伊尔也不能做出这种选择。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舒适优越的小天地，他怎么可能放弃这一切而去监狱睡那吱吱作响的破床板呢？不，不，他绝不会那样做。 “要我做什么？” “暂时什么也不需要做。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保持风度。很快我会同您联系，井给您交代任务。” “您确信我能胜任您交给的任务？” “那当然。您已经干过这类工作，并且，很出色。您同我在一起工作，比同帕维尔在一起要轻松得多。因为当您要同某人打交道时，我会把有关这个人的一切必要信息事先全部提供给您。那么，您等我的信儿吧，放弃那些不必要的疑虑。” 这次谈话是在四天前进行的。也就是说，米哈伊尔·拉尔金已经坐在家里呆了四天了。确切地说，这几天他不是坐在家里，而基本上是躺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度过的。他把双手垫在脑后，两眼发愣地盯着天花板。他不喜欢所发生的这一切，非常不喜欢。想找人聊聊又没有人，帕维尔也没同他联系，到哪儿去找他，米哈伊尔也不知道。既不知道地址，也不知道电话。总是这个样子，最需要见到领导的时候，他总是找不到自己的领导。有一次，这是许多年前的事儿，帕维尔对他说： “米哈伊尔，毫无疑问，你是位超级专家，但你千万不要忘记，强中自有强中手。苍天给了你出众的才智，但苍天也慷慨地使许多人才智出众，并且，苍天赋予一些人的才智要远远多于另一些人。我认为，你的天赋并不是最出色的。假如有一个才智更为出众的人要来对付你的话，他就能够迫使你说出你所知道的东西。甚至是，你连想都来不及想，就把一切都掏给他了。因此，你最好少知道些。” 要是换上别人，也许，当时就会反对。但米哈伊尔可不比别人，他太清楚人们是怎样索取最核心秘密的。 他现在应该找帕维尔吗？征求帕维尔的意见对吗？他这么做，万一被那个人知道了，他会生气的，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个人会启动这些可怕的录音带和录像带的。米哈伊尔试图冷静地分析一下，并搞清楚这两个人——帕维尔和新认识的这个人，谁对他的威胁更大些。总的看来，对他更有威胁的，不是帕维尔。可万一拿给他看的那些音像材料不止一份，那么，帕维尔手里可能也有。那又该怎么办呢？拒绝为新认识的这个人卖力，这个人就会公开这些材料。要是他为第三者效力这件事让帕维尔知道了，帕维尔也会让他丢丑的。左也难，右也难，反正都一样。 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希望一切都能应付过去。一仆二主！可怎么办呢？在世界文学名著里这种场面描写过千百万次，其最后结局总是有点滑头的仆人干掉了他的主人，而他也成为胜利者。无怪乎人们常说：温和的牛犊有两个妈妈的奶吃。莫非要冒一次险？ 这时，电话铃响了，把米哈伊尔从沉思中唤醒。 “我要预约个时间，”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声音，“如果行的话，我想明天就找您看。越早越好，我有特殊情况。” 一切都明白了。这个女人是得到了关于丈夫变心的消息，并且，就在几小时前得到了消息。她马上坐到电话机前，给自己的女友们打电话，向她们诉说“这个坏蛋”。有人建议她去看心理疗法医生，这位医生能够一下子解除病人的心理创伤。她有特殊情况！可以设想，似乎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被丈夫抛弃了。这样的女人很好做工作，只要她们到米哈伊尔这里来两次，就能获得心理平衡，而每一次需花费一千美元。 “您搞错了，”米哈伊尔客客气气地对着话筒说，“您大概是想给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打电话吧？他的电话号码变了。” “是多少？”被欺骗的女人急切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里安装了新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所有号码全变了，现在我的电话是这个号码。” “那您怎么知道我要给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打电话？”女人怀疑地问。 “您并非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人，”米哈伊尔微微一笑，“整天有人给他打电话。也是想预约看病的。” “可要是这样的话，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会给您留下他的新电话号码，”这位女士不甘心地说，“以便您把新号码告诉所有打电话找他的人。” “只能让您失望了。您的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并未向我征求意见。同样，也没征求您的意见，祝您一切顺利。” 他放下话筒，苦笑着咧了咧嘴。一大笔金钱脱手而去，帕维尔坚决要求米哈伊尔停止进行心理疗法活动。他的要求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而米哈伊尔不能不听他的话。要知道，帕维尔随时都可能回来。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我又要走了，不过，这一次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帕维尔仍然没有回来，但他随时都可能出现在眼前。 米哈伊尔忧郁地想到了一个叫加利娅的温柔、可爱的姑娘。她胖胖的，令人心动，最好让她现在过来！她是那样的朴实、善良和坦诚，同她在一起，拉尔金的心能够得到休息。就是在床上，她对他也不是太苛求，他不必费很大劲儿，就连时间的长短，她也不苛求计较。她需要他，并不在乎性交的次数，而是为了保持自我评价。可不是嘛，那么风趣的男人，年纪正当年（这是凭着这个姑娘的想象，而拉尔金本人认为自己还要年轻些），有教养，又有钱。“瞧，我和谁在一起！”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部著名电影里的台词。也许，他这样做是对的，打电话吗？让她来吧。 拉尔金侧过身子，探身去取放在沙发旁地板上的电话。 “加利娅，”米哈伊尔对着话筒柔声细气地说，“没想到今天晚上我没有事儿，你怎么样？” “怎么样！”他还用问吗！毫无疑问，她马上就会赶来的。随身带些什么去呢？吃点什么呢？毫无疑问，吃是一定要吃的，她知道米哈伊尔喜欢吃什么，她顺路就会都买齐的。不过，拉尔金在别人面前，总想充当绅士。不应该让女人为他花钱，他可不是那种让女人倒贴钱的男人。 “你过来后，我把钱给你，可别舍不得花钱。”他吩咐道，“所有最好吃的，我们都需要。” 这算什么。需要用美味佳肴和加利娅的温存来掩饰自己焦急等待的不安心情。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的一切将会怎样。 当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躺在自家柔软的沙发上烦躁不安、饱受煎熬时，戈尔杰耶夫上校和他的两个工作人员正绞尽脑汁，思考着怎样才能找到拉尔金，或者至少弄明白拉尔金是什么人，尤拉·科罗特科夫把注意力集中在米纳耶夫将军同一个戴墨镜的陌生男人的会面上。当时，他一个人无法分身跟踪两个目标。只能等待着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同这个陌生人的再次会面。 “而米纳耶夫并不愿意我到他的朋友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那里去，”戈尔杰耶夫告诉科罗特科夫和谢卢亚诺夫说，“他马上就找到有关部门领导中的朋友，他很关心我们是否对他实施了监视。他想抓我们的把柄，想唾手而得。显然，他是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没什么，他不明白我们是怎么知道他与钦措夫的友好关系的，让这个问题折磨他去吧。” “您仍然确信他们关系密切？”科罗特科夫问，“万一这真是一次偶然碰头呢？” “假如这次会面是偶然的，他就不会全身紧张了，也不会到处打听我们是否对他进行了跟踪。你们和我都知道，我们无权这样做，而他也知道，这不，他想指责我们采取了非法行动。如果说他是清白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的孩子们，他如此忙乱，这比任何语言更有说服力。我特地到科诺瓦洛夫那里走了一趟，向他讲述了我的疑问。科诺瓦洛夫，是个神经健全的老实人，他不能不把我同他的谈话转告他的同事，他是那样地相信米纳耶夫，就像相信他自己一样。而我是想看看，这将会有什么结果。我就这么做了。我确信，请原谅我说得粗鲁，米纳耶夫想玩邪的。也许，在他同钦措夫的关系中，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成分，只不过是米纳耶夫想借别的某种情况来尽可能地吓唬我。看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不知为什么惹了一身的麻烦。或者说，他正要惹麻烦。这不，他把一张王牌藏到了衣袖里。” “什么怪逻辑！”尼古拉·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一开始让我们帮忙，想让我们为他从萨马拉把那个人弄出来，可后来又想加害我们，这不是爷们干的事。” “但这却很现代，”科罗特科夫指出，“这完全符合时代精神：求人，利用人，用不着了就翻脸不认人。你看看电视，谁都这样。把自己人支使来，支使去。” “你说得对，孩子，”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的话语里透露出明显的威胁，“不管这多么令人痛心，你说对了。尊敬的米纳耶夫将军是把我们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利用的。科诺瓦洛夫的要求对我来说就是法律，我不能不完成他的要求，但我已经感觉到，这件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而这件事也是不会结束的。现在，他感到我们在某些方面对他构成了威胁，就想扭断我们的手脚，首先是扭断我的手脚。我作为你们的领导，向你们两个发出了非法的命令。而你们作为非法命令的执行者，也难逃干系。我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把阿娜斯塔霞拖进来，否则，她也会听到军号就奋勇冲杀的。不过，我的孩子们，我们要考虑的不应当是这些，而要考虑别的。” 戈尔杰耶夫沉默了，他在狭长的办公室里慢慢地踱着步。尤拉和尼古拉也不做声地坐在那里，他俩知道，当领导思考时，不能打扰他。 “尤拉说得对，只要需要，有人就会毫不顾惜、毫不迟疑地出卖自己人。这可不是简单的玩笑，而的确是需要。因此，应该考虑的是，米纳耶夫将军的这种需要会是什么呢？当然了，绝不会是修修汽车的事儿，也不会是屋顶漏水这些小事儿。他为什么要抓咱们非法采取行动这张王牌呢？我的孩子们，是为了掐死我们，并且是悄无声息地掐死，是要切断我们的氧气。他向他的领导报告说，他发现有人对他实施跟踪监视。跟踪他的有联邦安全局的外勤人员，并且，他还查明了跟踪他的还有什么人。也就是说，他将会人证物证俱在地当场抓住你们，我的孩子们。此后，我就会被召进上级领导的办公室里，受到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作出某种解释。那时候，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说出真相，但我清楚，用不了半小时，我的这些模糊的疑问和当时的情况就会被米纳耶夫所知晓。另一条路是不说真话，换句话说，就是说谎话。那样的话，就要考虑这个假话怎么说，要使假话不露破绽。要说得流畅。并且，我们三人都要背得烂熟，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是的，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谢卢亚诺夫突然活跃起来，“让他们整我们吧。我们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 “那丢掉工作你不害怕吗？”戈尔杰耶夫皱了皱眉头，“我说的不是他们逼我屈服的事。你不可怜我这个已经谢顶了的有病在身的老人吗？” “那样的话，需要好好想想，别把任何人牵扯进去。咱们这么办：就说我们在跟踪一个戴墨镜的人，此人涉嫌参与了一些尚未侦破的犯罪案件。就说我们根本没有对米纳耶夫采取措施，而是对这个戴眼镜的人进行了跟踪。戴眼镜的人跟一个陌生人接触，我们就对这个人进行了跟踪，就像驴跟着胡萝卜走一样。” “你可真是个冒险家，我的尼古拉，”尤拉·科罗特科夫叹了口气说，“谁会相信我们说的，跟踪一个陌生人，那么多天了还弄不清人家的身份。而一旦弄清了身份，就应该报告，说这是联邦安全局的将军，那样的话，马上就会接到‘不允许’的命令的。从规定上讲，我们的说法不合适。” “停！”戈尔杰耶夫举手打断了尤拉的讲话，“别胡说了，我的孩子们。如果他们确切地知道你们跟踪米纳耶夫的天数，那我们可就要吃大亏了。而万一他们不知道呢？让我们再想想，在这方面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你们确信他没发现你们？” 尤拉和谢卢亚诺夫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谢卢亚诺夫含糊其辞地说。 “没有谁能替代你们，”上校若有所思地说，“不能把任何人拖进这个麻烦里，我们承担风险。这个戴着眼镜、满头鬈发的人，我们非常需要。尤尔采夫和小傻瓜巴扎诺夫都在这人身上。除非此人只是外表长得与我们要找的人相像，可怎么才能抓到他呢？”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尤拉和谢卢亚诺夫才从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出来。他俩一回到自己的屋里，就马上动手准备茶，并把从小铺里预先买来的火腿、黑面包以及味美价高的香肠摊到了桌子上。 “很可惜，这事儿不能告诉娜斯佳。”谢卢亚诺夫叹惜地说，“要是告诉她的话，她一定能给我们想个好办法。” “弋尔杰耶夫曾顺便跟我说过，说我不够意思。”科罗特科夫说。他边说边狼吞虎咽地嚼着面包和香肠，“他说我把娜斯佳当成了智囊。说她不仅仅只有聪明的大脑，还有脆弱的神经，他不愿意让娜斯佳担惊受怕。” “说得也对。可我从未发现娜斯佳有被吓着的时候。你见过她害怕的样子吗？” “见过，”尤拉点了点头，“她胆小，怕事儿，这可是她自己说的。这是因为她的想象力比你和我弱。事情刚刚开始，她就能正确地估计情况，就能预知这件事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 “一点没错，这就是聪明带来的苦恼，”谢卢亚诺夫叹惜地说，“你放那么多茶叶干什么？混蛋。我们可不是要煮粥，而是沏人喝的普通茶。” “浓一点好。我只是稍稍加了点茶，要不水就多了，茶不会有问题的。喝不完的明天喝，不用再煮了。” “还真有你的！”谢卢亚诺夫赞叹说，“这是你在我们娜斯佳那里学的偷懒的方法？你最好别学她那一套。对了，尤拉，咱们把斯塔索夫给忘了。” “为什么给忘了？”尤拉很惊讶。 “戈尔杰耶夫说了，没有谁能替代我们，他不想把多余的人牵扯进这次非法的冒险活动中来。” “谢卢亚诺夫，别胡思乱想了吧……” “不，尤拉，是真的，”谢卢亚诺夫打断他的话说，“戈尔杰耶夫什么都不知道。可以告诉斯塔索夫，应当帮帮娜斯佳，他不会拒绝的，我敢保证。” “噢，他会马上跑到她那里把这事儿告诉她的。” “可咱们没去呀。”谢卢亚诺夫反驳说。 “咱们，”科罗特科夫摹仿着谢卢亚诺夫的声调说，“咱们坐在这里，竭尽全力控制着把实情告诉阿霞的冲动。怎么，不是这样吗？咱们两人，咱们两人互相克制着不说。而他呢？稍加思考，就会都告诉她的。” “可以好好地求求他，”谢卢亚诺夫坚持着说，“斯塔索夫是个职业专家，他应该明白这些东西。而从另一方面讲，他是个私人侦探，我们的规则不适合于他。雇主让跟踪谁，他就得对推进行跟踪，适用于他的法律还没制订出来呢。” “万一他被人发现，遭到审问，他该说些什么呢？他会披人掐住脖子，人家会要求他拿出他同雇主签订的对米纳耶夫进行盯梢的合同。不，这是纯粹的欺诈行为。算不了什么好主意。” “等等，你干吗一下子全部推翻我的天才想法。万一他有合同呢？” “怎么？你来签这个合同？”科罗特科夫滑稽地模仿着对方。 “你什么都觉得可笑，”谢卢亚诺夫委曲地嘟哝着，喝了一口热茶，“你太可笑了……” 娜斯佳非常喜欢做表格，她对随随便便和以模糊不清的形式表达的情报很不容易记住。常常是看了后面的，就忘记了前面的。不得不再翻回来，重新看文章的开头，或把文件翻来翻去，寻找所需要的句子和段落。而用表格和方框表述的情报就很直观、鲜明，很容易进行分析。早上同扎托奇内一起跑步后，娜斯佳一整天都在研究虐杀狂的犯罪案件。她把大量零零散散的情况都汇总到表格里，这里有谋杀案的发生地点、时间，还有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脚印等等。 傍晚时分，所有的表格全部制成了。娜斯佳把这些表格摆放在屋子中间的地板上，而自己则盘腿坐在当中，开始对这些材料进行思考。 在谋杀案发生的时间上，没有任何次序。四次谋杀案是在一昼夜中的不同时间里发生的。在地点上，是在不同的地点。在谋杀的方法上，天哪，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四个被害人都是被勒死的，并且，不是用手掐的，而是用绳套勒的。还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吗？ 受害者个人的情况？所有的被害人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只有一点，这些受害人的痕迹都曾在一些尚未侦破的重大案件的案发现场被发现过。不过，对这一事实不用进行分析，因为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虐杀狂杀人现场，没有一处现场遭到破坏。换句通俗的话说，在四处杀人现场，没有一处发现有搏斗的痕迹。这很可能是被害人不是在后来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遇害的，而是在别的地方遇害。另一种可能是，被害人跟虐杀狂很熟悉，没想到他会起歹意，于是，没留心地背对着虐杀狂。 娜斯佳拿起一张表格，表格上记录着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依据的是法医的鉴定）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随后，她又拿起另一张表格，上面记录着被害者尸体的发现地点。在死者的死亡时间与死者尸体被发现的时间上存在一段间隔，尸体会不会是在这段时间里被挪到后来被人发现的地方呢？ 在第一起谋杀案中，尸体是在被害人死后二十分钟被发现的。而现场当时有不下一百人。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运送尸体可能吗？这可以排除。 在第二起谋杀案中，死者是在上午10点遇害的，而他的尸体是在下午3点半在地下室里被发现的。大白天运送被害人尸体？这令人怀疑。 在第三起谋杀案中，受害人是个议员，他和他全家人的尸体是在住宅里被发现的。此人是个年轻议员，生活杂乱无章，他的遇害没有马上被发现。当他的住宅被撬开时，他已经死亡四天了，因此，很难把他的死亡时间以小时来确定。不过，假如这个人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被杀，尸体是后来被运到住宅里的，那无论如何，做这件事是不可能无声无息一点响动也没有的。再说，也不可能在青天白日下做这事。很可能是在夜间干的。而在夜间，每一点响动都会被人听得一清二楚……应当打电话请他们明确一下，他们是否向附近居民询问过这件事。 第四起谋杀案，也就是最后一起。在这起案子中，从许多情况分析，死者曾犯下了一系列残杀孤独老人的罪行。他的尸体是在清晨被人在儿童游乐场发现的。死亡时间大概在夜里两点钟。别的倒没什么，只是在尸体旁发现了若干个烟头，经鉴定确认，烟头上留下的恰恰是死者的唾液。换句话说，在他被杀之前，他曾自己坐在这个儿童游乐场里平静地抽了几根烟。虐杀狂未必就那么机警，以至于要把烟头拾起来，从真正的杀人现场把烟头带走，扔到这铺满沙子的儿童游乐场附近，当然了，世界上无奇不有，什么都是可能发生的…… 娜斯佳在记事本上写道：应该问问，是否检查过死者放在长凳子上的衣服上有没有灰尘。如果这人真的在儿童游乐场坐了一段时间，那么，他的衣服上一定会留下灰尘。也许，他没坐在那里，而是站着，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如果是这样，那他会在地上留下杂乱无章和重叠的脚印。 娜斯佳从夹子里取出事发现场侦查记录的复印件。没有，复印件里只字未提受害人留下大量鞋印的情况。鞋印的数量是正常的，从游乐场边到“小蘑菇”塑像这一段路上都留下了死者正常数量的脚印。而尸体就躺在“小蘑菇”的旁边。这里还有大量别人的脚印，谁知道哪些是凶手的呢！发现了多少个烟头呢？六个。抽一根烟要用五到六分钟的时间。抽这六根烟总共需要三十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再加上抽两根烟之间的间歇，总共还要再加上半个小时。这样看来，受害人在儿童游乐场至少呆了一个小时。并且，是坐了这么久，衣服上应该有什么痕迹留下。 不管情况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尸体在哪里被找到，人就是在哪里被害的。这些受害人为什么那样老实地让他给勒死，而不做一丁点儿的反抗呢？ 娜斯佳叹了口气，双手扶着腰肢，伸了伸腿，站了起来。应该打个电话，问问细节，好在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科诺瓦洛夫把所有有用的电话都已经告诉了她。通过这些电话，她可以进行任何必要的查询。阿列克赛在厨房里十分惬意地读着一本新搞来的侦探小说，并不时地把手伸进一个小篮子里，里面装着奶油饼干。 “饿了吗？”他问，仍然只顾看书。 “还没有。我想动用一下咱们捉襟见肘的预算资金。可以吗？” “随便。怎么用？” “我要打几个长途。” “行，”阿列克赛说。说着，又翻过了一页书，“打吧，反正电话费通知单过一个月才来。” “怎么，一个月后我们就发财了？”娜斯佳一下子来了兴致。 “不知道，也许，最终能把工资发下来。上面已经许诺要发工资。你就拿起电话打吧，我这里最有趣的一段刚开始。想吃饭了，你就嚷一声。” 娜斯佳拖着长长的电线把电话拿进里屋，并把门严严实实地关紧，以免打扰丈夫猜测书中血淋淋秘密的兴致。半个小时后，有些情况搞清楚了，但这只不过是证实了娜斯佳最初的结论：所有这四个受害人都是在尸体所在的现场被害的。很可能，有这么一个人，这四个被害人都认识他。他们对他都不存戒心，他们认识他，并不在意这个人靠近他们。他们甚至可以转身背对着他。核查这件事需要很多时间——收集这四个受害人所认识的人的情况，找到他们共同认识的人。这种费心费力的活儿现在已很少有人去做，侦查工作的基本常识已经过时了，早已被忘记了。 她又来到厨房，点燃茶炊炉。 “饭前不要喝咖啡，那会破坏食欲的。”阿列克赛嘟哝着说，仍然埋头读他的侦探小说。 “等你把书看完了，我早饿死了。”娜斯佳没好气地说，“你也称得上是我的丈夫，你干吗要娶我？” “什么干吗？”阿列克赛终于抬起了头，笑嘻嘻地看着妻子说，“我娶你是为了读你的书。瞧，你有那么多书，大部分还都是侦探小说，而我又非常喜欢它们。我到退休也读不完这些书。我把你饿死得越早，独自享用这些书籍的时间就越早。算了，别扯了，我们现在吃饭。” 娜斯佳怜惜起丈夫来：“那好吧，你可以再读十五分钟，我自己做饭。” “不！” 阿列克赛一下子推开书，虚张声势地喊叫着站了起来： “我还想活下去。你做的饭，就跟毒药差不多，我们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可你还是没学会土豆的正确做法。” “那你来吧，”娜斯佳高兴地说，说着，一屁股坐在阿列克赛刚刚腾出来的地方，顺手拿起他刚才读的那本书，“塔季扬娜·托米林娜，这个作者是什么人？” “你怎么搞的？”阿列克赛转过身来说，“她就是你们斯塔索夫的妻子。” “可她的姓是奥布拉兹佐娃。莫非这是她的笔名？” “可能是吧。” “她写得怎样？一般？” “那你就读读吧。对你会有帮助的。” “我不读，对了，她写的小说怎样？” “登峰造极。她写的是经典侦探小说，没有任何美女色情方面的情节。她描写的有秘密，有诡计，扣人心弦，而到结尾，一切都真相大白。的确，她的作品的结尾常常是令人忧郁的。有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那你喜欢哪种结局？是想让正义取得辉煌胜利，在结束时，被揪出的罪犯请求给一杯水喝，并嘶哑着嗓子说：‘你们赢了，我坦白。’是这样吗？” “嗯……有这么点意思。我就是想让正面人物成为胜利者。” “我的阿列克赛，塔季扬娜是位侦查员。她比谁都清楚，这年头正面人物的彻底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写的，正是她亲身经历过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 “不对，”阿列克赛挺直身子，麻利地把鱼收拾干净，抹上面粉和鸡蛋说，“世界上有反映现实生活的法则，也同样还存在着文学描写的法则。文学作品不应该机械、刻板地反映现实生活，否则，还要文学作品干什么。如果书中描写的东西跟现实生活一模一样，那还读书干什么？你看看窗外就得了，在窗外你能看到那一切。在侦探小说里不应该描写喝醉酒的瓦夏大叔如何与同样酒醉的佩佳大叔打架，并最终杀了他这些情节。因为在生活中，这些常醉不醒的仁兄们几乎天天都在寻衅斗殴，在这类斗殴致死的案情中毫无独特之处，谁也不愿意读这样的情节描写。但从反映现实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中应该描写的恰恰就是这种最常见的杀人案。你还记得在学校里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吗？就是要反映典型情况中的典型，这是现实主义。可又有谁需要这现实主义呢？你看看电视吧，那里的现实主义每天都铺天盖地涌来。而善良战胜丑恶的完全的、无条件的胜利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却不是典型的。而我就想读这种描写的书，为的是鼓舞自己的斗志。” “咳，锅潽了！”娜斯佳忍俊不禁，“也许，你是对的。在经典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的确是一些很少遇到的、不寻常的犯罪案件。哎，也可能不是很少见的，而只是并非每天都发生而已。在一般的谋杀案中，没有秘密，没有谜团，这样的谋杀案谁也不会去描写。而这类谋杀案所占的比例在半数以上。” “就是这样，”阿列克赛随声附和地说，“你曾经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的影片那么受欢迎，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这是因为在西方的作品里总是既有好青年，也有坏小子。而最后总是好人战胜坏蛋。观众喜欢这样的结局，因为观众愿意看到其所喜爱的人物登上制高点，成为胜利者。真、善、美取得了胜利。” “先生，”娜斯佳叹了口气说，“你成了一名活脱脱的说教者，下面我还会得到什么教诲呀？” “下面你将得到油炸鲤鱼，还带有配菜。请把我的宝书放下，反正我看不完，你就别想得到它。你看我干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就像兔子看着蟒蛇一样。你想体会一下自己的社会作用吗？把胡萝卜洗净，在大擦板上擦碎。这是我相信你能干好的唯一一件事。干这事儿，除了你的指甲外，什么也搞不坏。” 娜斯佳乖乖地站起身来，拿起胡萝卜。阿列克赛没说错，娜斯佳不会，也不喜欢做饭。她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油，用多大的火炸土豆片才能使土豆片香脆可口，而至于肉类的做法那就更不用说了。好在阿列克赛买了台微波炉，用它做饭，起码不会把任何饭菜烧蝴，当然了，饭菜的味道可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要是阿列克赛不在家，而又一定要做点儿热饭吃，那么，娜斯佳肯定要用微波炉。而阿列克赛却更喜欢使用煤气灶，并且用得得心应手，令人惊叹，真是天生的本事！ 娜斯佳非常卖劲儿地在大擦板上擦着胡萝卜。她试图把思路集中在虐杀狂和被他杀死的人的身上，但不知是什么东西总是让她不能聚精会神，原来，是一只令人讨厌的苍蝇嗡嗡叫着令她心烦。不知是潜意识中闪现出了某种思路，还是夫妻间无意中说出的哪句话提醒了她……娜斯佳从头到尾回想着刚才同丈夫的闲谈。善对恶的胜利，反映典型情况中的典型，现实主义。醉酒的瓦夏大叔和佩佳大叔。一般的谋杀案。秘密，诡计，结局。社会作用——擦胡萝卜。在这里的什么地方……这些应该洗净，并在大擦板上擦碎的胡萝卜中会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呢？可这有意思的东西偏偏就在这附近……别那么看着我，就像兔子看蟒蛇似的，反正我看不完，你就别想得到它。就像兔子看着蟒蛇似的。兔子知道，蟒蛇马上就要把它囫囵个儿吞下去，而自己又一点办法也没有。蟒蛇用眼神儿来麻痹兔子，让兔子失去知觉。 就是这么回事儿，一点儿也没错。天哪，是帕维尔！在萨马拉那里，他看着她，而她觉得自己就跟蟒蛇目光下的兔子一样。手、脚沉重，不听使唤，身不由己地老想服从他的意志，按照他说的去做，而这一切又显得妙不可言。 娜斯佳扔掉胡萝卜，在围裙上把手胡乱地擦了擦，一头拱进卧室里。和往常所有时候一样，在要用的时候，所需要的文件总是找不到，可娜斯佳明明记得她把文件放在蓝色的夹子里了。莫非在绿色的夹子里？真见鬼，可以看看表格里的记载。是的，神秘的虐杀狂的第一次杀人犯罪是2月4日在乌拉尔斯克犯下的，时间大约在晚上11点，地点在“轻快帆船”酒吧的地下室里。娜斯佳努力回忆着，她与科罗特科夫、帕维尔一起出了闷热的啤酒屋后去的那家酒吧叫什么名字。她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就没看看这家酒吧的招牌！她告诫自己，冷静点，阿娜斯塔霞，别紧张，你没看酒吧的招牌，但当时还有科罗特科夫在场。他大概跟你不一样，不是那种马大哈。他坐着私人的车去接你，完全可能他已同司机说过话。在他同司机的谈话中，如果这个谈话没什么大不了的，肯定会漏掉酒吧的名称，或者是那条街道。科罗特科夫正是在这条街上对自己不忠诚的情人进行跟踪的。 “什么事儿？”厨房里传来了阿列克赛的声音，“你要磨洋工还是咋的？” “请原谅，亲爱的，”她大声说道，“我又有点急事儿，就用五分钟，行吗？” 阿列克赛说了几句什么作为回答，娜斯佳没有听清，她飞快地拨通了科罗特科夫家的电话。尤拉·科罗特科夫没在家，他的妻子很不满意地说，他整天都在工作。娜斯佳又往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打电话，但那里也没人接电话，娜斯佳扫兴地放下话筒，慢慢地回到厨房。蔬菜已经在锅里炖上了，整个屋子里充满了令人陶醉的气味，而阿列克赛又埋头读弗拉季斯拉夫·斯塔索夫的妻子写的那本书。娜斯佳在丈夫的对面坐下，伸了伸腿，点起了一支烟。 ……帕维尔感到自己不舒服，就去了卫生间。他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在这之前，他显然是在寻找什么人。娜斯佳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些。一开始，他在啤酒屋里找，后来又到别的酒吧里找。娜斯佳当时甚至觉得帕维尔已经找到了他要我的人。娜斯佳想，她为什么没有特别注意这一点呢？为什么当时会忘了呢？因为当时最重要的是要把帕维尔从钦措夫一伙儿的眼皮底下弄走，钦措夫的人来到乌拉尔斯克纯属偶然，而娜斯佳相信，帕维尔不可能有任何不良企图。既然钦措夫的人本应该飞往叶卡捷琳堡，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原来，帕维尔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于是就去杀这个人…… 不，不可能，简直是在说梦话。是她错了，不是在“轻快帆船”酒吧，她和帕维尔是在另一家酒吧，在另一条街道上。绍利亚克没有去杀任何人，他当时确实身体不舒服。在旅馆里他就脸色苍白，不时出大汗，一副病态，帕维尔没有杀人，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 不过，那天夜里，帕维尔请求她坐在他旁边，发誓说，以后再也不委屈她。他为什么突然间变得那么温情和感伤？是不是因为他杀了人造成的？ “不能这么想，”娜斯佳打断了这种思路，“这只不过是你的怀疑。即使是那一家酒吧，而且时间上也吻合，也不能证明绍利亚克就是凶手，别硬往这上面想……再想一想，好好想一想，把所有细枝末节都考虑到。” 娜斯佳竭尽全力说服自己不往这上面想。但是她越是这样做越清醒地意识到，刽子手就是帕维尔·绍利亚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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