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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菲尔德夏日的夜晚令人心旷神怡，四下飘逸着一股缬草、茉莉花、忍冬和红花草的清香。我老家那儿的星星令人觉得冷峻和遥远，而这儿的星星却跟那儿完全不同，它们是那么温馨可爱，看起来就低垂在我们的头顶之上，离我们真近。微风轻轻拂动打开着的窗户上的窗帘，风儿轻柔得就像一个幼儿的甜吻。如果细细聆听，你可以听到，在微风的吹拂下，阔叶树的树叶发出了绵绵的絮语声，接着，它们重又静静地进入睡乡。屋里射出的灯光落在了屋外的草坪上，把草坪划分成一块块长条。万籁俱寂，一片平和安详的静谧。噢，是啊，这考尔菲尔德夏日的夜晚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 但这样的夜晚不属于我们。 还有冬天的夜晚。秋天的夜晚，以及春天的夜晚。都不属于我们，不用于我们。 我们在考尔菲尔德的房子也是那么舒适愉快。每天，不管在什么时候，蓝绿色的茵茵草坪总显得像浇过水一样。喷洒器露在外面的闪闪发亮的转轮总是在转呀转，不停地转着，如果凑近它们，凝神盯着这些转轮，便可以看到眼前会出现道道彩虹。还有那有着急转弯的干净的车行道。雪白的门廊支座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那么眩目。走进屋里，只见一道从上到下的乌黑光亮的楼梯，两旁是弯曲匀称的白栏杆，跟楼梯一样显得十分高雅。年代久远的打蜡地板十分光亮，停住脚便可闻到一股蜡和柠檬油的清香。豪华气派的绒毛地毯。每当你回来后，几乎走进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把受人欢迎的椅子像一个老朋友一样，邀请你在它上面坐上一会。到这儿的人一见到这幢房子都会说，“还要再奢求些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家，一个家就该是这样。”是啊，我们在考尔菲尔德的这幢房子是那么令人愉快舒适。 但是它也不属于我们。 我们的小宝贝，我们的休，他和我的。看着他在考尔菲尔德一点点长大，在有朝一日属于他的这座房子里，在有朝一日用于他的这个城镇里，一点点长大；看着他迈出摇摇晃晃的第一步——这就意味着如今他会走路了；听到从他嘴里咿咿呀呀地说出的每一个新词儿——这意味着如今他又会多说一个词儿了，他会说话了，是多么令人欣喜啊。 然而，从某种角度说，就连他也不属于我们。就连他似乎也是我们偷来的，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用某种我说不清的方法偷来的，反正我总觉得这一切有一种糊里糊涂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是某种我们没资格享有的东西，一种根本不该归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是那么爱他。我这会儿说的是这个叫比尔的男人。他也爱我。我知道我爱他，我知道他也爱我，我不可能怀疑这一点。然而，我也确信无疑，有朝一日，也许是今年，也许是明年，他会突然整理好他的东西，就此离开我一走了之。尽管他不想这样做。尽管那时他依然还爱着我，就像现在我在说这话时他确实很爱我一样。 反过来，假如他不这样做，那么我也会这么做的。我会拿起我的旅行包，走出大门，不再回返。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尽管到那时我依然还爱着他，就像我这会儿说这话时一样地爱着他。我会放弃我的这个家。我会离开我的小宝贝，让他一个人留在这个有朝一日会属于他的家里，我还会把我的心留在这儿，留给我的心之所属的这个男人（我怎么可能带着我的心离开这儿呢？），然而不管怎样，我会离开，我将从此不再回返。 我们一直为这事而苦苦挣扎。这事把我们弄得好苦啊，我们全都知道我们挣扎得有多苦。这件事无时无处不在。我们曾把它赶走，我们曾把它赶走了一千回，可只要一个眼色，一句话，一个闪念，它便又回来了。它就待在这儿。 我这么对他说实在是于事无补，“你没干过这事。你已经告诉过我一回。一回就够了。现在就不必再去重复它了，够晚的了。我知道你没做过。噢，亲爱的，我的比尔，你没有撒谎。你没有撒谎，不管是在钱的问题上，在名誉问题上，还是在爱情上——” （可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名誉问题，也不是爱情问题。这是个特别的问题。这是谋杀。） 在我不相信他的时候，这么说根本于事无补。在他说起这事的时候，我或许会相信他。可过一会儿，一小时，一天，或是一星期后，我就又不相信他了。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为我们并不只是在一起生活一会儿，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做。还有那么多的时光，那么多小时，那么多星期，天哪，那么些年。 每回，在他说起这事时，我知道并不是我干的。我就知道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真太清楚了，我知道。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每一回，在我说起这事时，或许他也知道并不是他干的（但我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他根本没法让我知道）。对此他也知道得很清楚，那么清楚。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没好处，一点没好处。 六个月以前的一个晚上，我跪在他面前，我的小男孩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曲着的膝上。我把手放在孩子头上，我就这么向他发誓。我把嗓门放得很低，这样孩子就不会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以我的孩子起誓，比尔，我把手放在我的孩子的头上起警，我没干过那事。噢，比尔，我没干过——” 他将我扶起来，把我抱在怀里，紧紧贴住他。 “我知过你没干过，我知道。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我还能用别的什么法子告诉你呢？来，帕特里斯，倚在我的心口上。或许这要比我对你说什么都强——听听这颗心在说些什么，你就不明白它是相信你的吗？” 有一会儿，我是相信了，就在我们缠绵爱恋的那一回儿。可接着这一刻过去了，这一刻总要过去的。他也已经在想了，“可我知道那不是我干的。我完全知道那不是我干的。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尽管他的胳膊比以往更紧地搂住我，他的嘴唇在吻去我眼中流下的泪水，他已经又不相信了。他已经不相信了。 这事真是毫无办法。我们给揪住了，我们给圈住了。每次这个怪圈这么邪恶地转下一圈，我们就给圈在里面，没法逃脱。因为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么这事必定就是我干的。假如我是无辜的，那么这事必定就是他干的了。不过我知道我是无辜的。（而他或许知道他也是无辜的。）真是毫无办法。 要不，由于我们拼命想摆脱这事，结果弄得自己精疲力竭，这时我们便会不顾一切地为这事而大干一场，只想别放过它，跟它同归于尽，就此一了百了。 有一回，由于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长期折磨人、让人看不见、却死缠住我俩不放的事，他突然从他坐的那把椅子里跳起来，尽管在此前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两人一直没说过一句话。他一直在假装看书，其实却一点没看进去，他像扔一块砖头一样把书远远扔出去。他那么狂怒地跳起来，似乎准备朝他看见的在自己面前的什么东西扑过去，跟它干上一仗似的。我的心也随之怦怦乱跳。 他猛地跑到房间最远端，在那儿停住脚——一副走投无路的模样。他握紧拳头，抬起手臂，朝房门猛地睡去，只是由于门板很厚，他才没把门捶破。然后他以一种绝望的表示反抗的模样大声叫起来： “我才不在乎呢！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听到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家以前已经这么干过了。干过多次了。然后他们不也过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这人坏透了。他活该。根本不值得再去为他多费心思。全世界都是这么说的，人们如今还是这么说。他根本一点不值得我们为他去这么苦熬——” 说罢他毫不在乎地随意给我俩各倒了一杯酒，捧着酒杯向我走来。我很理解他，很同意他的看法，我站起身，向他迎去。 “喏，拿去。为这事干杯。把它一起喝下去。让它就此过去。我们中有一人确实做过这事。一点没关系。反正干也干了。让我们就这么生活下去吧。” 接着他用拳头打着自己的胸口，“行了，是我干的。这事就是我干的。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唉，总算过去了——” 突然，就在这时，我们彼此的眼光已看透了对方，酒杯举了一半便停住了，手又放了下来，它又回来了。 “可你并不相信，”我十分沮丧地低声说道。 “你也一样，”他像遭了一击，大口喘着气。 噢，每件事里都有它，它无处不在。 我们已经躲开了，可不管到哪儿，它总在那儿。它在湛蓝的路易丝湖深处，它在比斯坎湾上空那朵朵白云里。它随同圣巴巴拉海峡的激浪一起无休止地翻滚不息，它就像一朵比别的浪花更黑的浪花，偷偷地躲在百慕大海岸边的礁石中。 我们回来了，可它依然同我们形影不离。 它就在我们看的那些书的字里行间。它黑黝黝地突现在那儿，使其余的字行都变得模糊不清。“这会儿，在我看书时，他是不是正想着这事呢？就跟我一样？我才不会抬眼看他呢，我只让自己的眼睛盯着这本书，可是——他现在是不是正想着这事呢？” 早晨，它就是那只握着咖啡杯、从早餐桌伸过来、把杯子凑近咖啡壶的手。依稀之中，这只手好像沾满了血，通红通红的，然后又变得十分苍白，就像原本那样。要不就相反，它是握住咖啡壶在倒咖啡的另一只手；而这都取决于看着这一切进行的人当时坐在餐桌的哪一边。 一天，我看见他的眼光落在了我的手上，于是我知道他这时在想些什么。因为在前一天，当我看着他的手时，我的眼光同他现在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当时一直在想的就同他现在想的一样。 我看见他很快地闭了一下眼睛，想去除这种令人恶心的幻觉；我知道他这么做表达的意思，我也闭上了眼睛，想驱走自己脑中的这一意识。随后，我们两人一起睁开了眼睛，朝对方笑了一笑，算是告诉对方什么也没发生过。 它就在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的银幕上的一幅幅画面里。“我们走吧，我真——看腻了这种电影。你呢？”（这时电影正放到一个人准备去杀死另一个人的情景，马上，他就知道这事又要回来了。）可是尽管我们起身离开了电影院，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离开的原因，我也知道。即便当时我还不太明白，可这个事实——我们离开的这一事实——也已经告诉了我。这一来，这种防备措施全然无用。它又回到了我们的心中。 话又说回来，离去总比留下更明智。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它一下子又来了，来得那么突然，预先没有一点警告，令我们猝不及防，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法及时回避。我们当时正背朝着银幕，还只是顺通道往外走去，这时，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声，接着听见一声指责的呻吟，“你——你杀了我。” 在我听来，这就像是他的声音，他正在对我们说话，对我们中的一个在说话。此刻，我觉得，观众席上的每个人都掉转头向我们看来，他们全都在盯着我们，带着一种公众在他们中有一人被指认出来后表露出的超然好奇的神态。 一时间，我的两腿好像一步也走不动了。我踉跄了一下，似乎就要无助地倒在铺着地毯的走道上。我转身看着他，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一会儿他的头缩进两肩，低了下来，表现出一种戒备的样子。而向来他总是把头抬得那么高、那么挺。过了一会儿，他的头又挺直了，可就是有那么一刻，他的头低下了，而两肩则耸了起来。 这时，他似乎意识到我需要他，或许是因为他需要我，他伸出手搂住了我的腰，就这么搀扶着我走完了余下的那段通道，让我稳定下来，撑了我一把，而没有真正把这事全丢给我。 到了休息室，我们两人都脸色苍白。我们都没看对方，是休息室墙边的镜子让我们看到了彼此的脸色。 我们从不喝酒。我们很明白不该喝。我想我们都意识到，与其以胆怯的心情去关上这扇门，还不如让门开得更大，就让所有的恐惧都进来的好。不过在这个特别的夜晚，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我们出来时，他说，“你想喝点什么吗？” 他没有说一杯酒，只是说“喝点什么”。不过我明白这个“喝点什么”是什么意思。“行啊，”我悄悄战栗了一下。 我们甚至没等回到家里后再喝，那样耽搁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进了电影院旁边的一个酒吧，在吧台前站了一会，我们两人同样急急忙忙地喝下了一点东西。三分钟后我们就又出了酒吧。然后我们钻进汽车，一路开回家里。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没说过一句话。 它就在我们给对方的那个吻里。不知怎的，它正好就落在了我们两人的嘴唇间，每一回都是如此。（我吻他吻得太热烈了吗？这时他会不会就此认为我又原谅他了？我吻他吻得太无力了吗？他会不会据此认为我这时又想起了那件事？） 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它就是我们。 我真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我只知道它的名字，人们把它叫做生活。 我真没把握该如何来玩这种游戏。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从来没人告诉过任何人。我只知道我们一定是玩得不对。我们在玩的过程中破坏了这种或那种规矩，当时却根本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种游戏的赌注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们把这些赌注全输光了，它们不再属于我们了。 我们已经输了，我就知道这一点。我们输了，我们输了。 门是关着的。瞧上去这扇门始终都是那么冷漠无情，似乎它会永远这样紧闭着。似乎世上没什么能使这扇门重新打开。每扇门都能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意思。这扇门也不例外。它是木然的，是无生命的；它不通向任何地方。它不像别的门那样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它是某件事情的结束。 门铃上方有一个金属的长方形小架子，固定在门的木框上，本意是插姓名牌用的。现在里面是空的。姓名牌不见了。 姑娘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纹丝不动。她的样子就跟一个人已经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一样；站了那么长时间，让人已经忘记挪动了，变得习惯而不想移动了。她的手指按向门铃，可门铃根本就按不动。任什么压力也不起作用了，门框架后面的电池里不再发出一点声响。看起来就好像她一直按住这个门铃，按的时间太长使她都忘了要放开手指。 她大约有十九岁。精疲力竭、孤苦无助的十九岁，而不是光彩照人、喜气洋洋的十九岁。她身材娇小，五官端正，不过脸显得有点皱缩，脸色也太苍白，双颊十分消瘦。无可置疑，这张险很美，只要给它机会，它就准备显示出自己的这种美，不过有某种东西遮掩了这种美，使它显得十分遥远、若隐若现，而不能按其本意绽放光彩。 她的头发是淡褐色的，毫无光泽，蓬松杂乱，令人觉得好长时间没精心护理过这头头发了。她的鞋跟有点磨损。鞋跟上方正好露出了长裤后跟上的一个起皱的补丁。她的穿着很实惠，似乎穿衣的目的就是为了遮蔽身子，而不是为了追求时尚，甚至也不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作为一个姑娘，她身材很高，大约有五英尺六或是五英尺七。可她实在太瘦了，除了一个地方。 她的头稍稍下垂，似乎她抬头抬得太累了。要不就是一次接一次的无形的打击使她的头根本就没法抬直。 她的身子终于移动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她的手从门铃上落下，似乎是手自身的重量使它落下的。手落到了她的身边，就那么可怜地塔拉着。一只脚转过来，似乎要走了。有一个停顿。接着另一只脚也转过来了。这时她背对着门。对着这扇不会打开的门。这扇门是个墓碑，这扇门是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终结。 她缓缓地迈了一步，接着又迈了一步，她的头比先前垂得更低了。她慢慢地离开了那儿，把那扇门留在了身后。最后离开那儿的是她的影子。直立墙上的影子缓慢地拖曳在她的身后。影子的头也有点下垂；它也显得太瘦，它也孤苦无助。她的人已离开了，而影子还稍稍在那儿停留了一会。接着它便从墙上悄然滑下，随她而去，它也离开了。 除了那扇门，那儿空寂无人。那扇门依然毫无动静，凛然无情，紧闭如先。 她又一动不动地停在公用电话间里。像先前那样一动不动。这是一个投币电话间，电话间的门给推开在一边，好让里面有足够的空气。只要你在这样的一个电话间里多呆上一会，空气便变得十分滞闷。而她在这个电话间里已呆了决不止一会儿了。 她就像一个直立在礼品盒里的洋娃娃，盒子的一边敞开着，好让人瞧见里面的东西。一个破损的洋娃娃。一个卖剩下的减价洋娃娃，身上已没了鲜艳的绸带或是丝织品饰物。一个没处送也没人要的洋娃娃。一个根本没人想要看一眼的洋娃娃。 尽管这是个让人讲话的地方，可她呆在那儿一声不吭。她等着，想听到什么，听到一点根本就不会来的声音。她拿着话筒，将话筒凑近耳边，话筒成这么个恰当的角度放在耳边，必定已能送话了，话筒应当是这样的。不过已过了很多时间。随着这么长的令人失望的时光的流逝。话筒越垂越低，现在它已落在了她的肩头，没精打采地趴在那儿，给人击败了，活像一朵在胸衣上戴了很久的硬橡胶兰花，又黑又难看。 这个莫名的沉默最后总算变成一个声音。不过并不是她想要听的声音，不是她一直等待着的那个声音。 “很抱歉，不过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这么占着线路是没用的。那个电话号码已经停止使用了，除此之外我实在是无可奉告。” 她的手连带着那只听筒一起从肩上垂落，落到了她的大腿部，死死地停在那儿。就好像这只手最后这么垂落，一动不动，是为了同她体内某个已死去的部分相伴相随一样。 不过有时生命甚至对自己的墓志铭也无法赋予一种应有的尊严。 “请问我能拿回我的镍币吗？”她嗫嚅道。“对不起。我还没找到我要找的人，那——那是我最后的一个镍币。” 她顺着出租公寓的楼梯一点点往上爬，就像从一根松弛的拉线上垂挂下来的一个木偶。墙上用托架安装着一盏灯，灯朝下垂挂着，就像一朵枯萎的郁金香，外罩一个铃状贝形玻璃灯罩，往下投射着朦胧的黄色灯光。楼梯当中铺着一长条地毯，看上去这条地毯就像给踩烂的植物，所有的图案和全部颜色早已消失，就像长了一层花粉或是真菌。而且，它散发出的气味和给人的视觉完全一致。她爬了三段楼梯，转个弯向后屋走去。 她停住了脚，前面就是最后的一扇门，她掏出了一把柄很长的铁钥匙。这时她低头朝房门底下看了看。那儿，就在她的脚边，有一个白色的三角形东西，从门缝底下伸出来。当这扇门往里打开时，便看出它原来是一个信封。 她摸索着进了房间里的一片黑暗中，用手顺门边的墙摸去，接着一盏灯亮了。灯光很暗。灯泡很小发不出多少光。 她关上了门，然后捡起了那封信。信封的正面一直是朝下的，她把它翻了过来。她的手微微颤抖着。她的心也有点发颤。 信封上用铅笔匆匆地漫不经心地写着： “海伦·乔治森。” 没写小姐，没写太太，什么称呼也没有。 她显得有了一点生气。眼里少了一些茫然无助的神色。脸色开始有所松弛，不再那么痛苦了。她紧紧捏住信封，把手掌里的这封信都有点捏皱了。此时，她的行动显得轻捷了些。她捏着这封信走到房间中央，来到床边，那儿的灯光更亮些。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又一次看着这封信，似乎有点让它给吓着了。她的脸上闪现出一种急切的光彩；不是兴高采烈，而是一种绝望之中的急切。 她的手突然向上一拉，急急忙忙地撕开了信封的折边，就好像她用无形的针和线在信封上缝了很长很长的针脚一样。 她把手伸进信封，抽出了信纸，看看给她写了些什么。因为信封总是捎了话来，要告诉人一些东西；这就是信封的作用。 她的手又抽了出来，手中空空的，她很沮丧。她把信倒过来，摇摇它，想把信里该有的东西，先前想必被她的手指紧紧夹住了的东西倒出来。 没有纸条，没有信纸。 有两样东西掉了出来，掉在了床上。只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一张五元的纸币。只不过是一张来历不明的没感情的五元纸币，上面印有林肯的头像。上边用很小的大写字母印着这些纸币都有的简洁的文字：“此票据为支付私人和公家一切债务的法定货币。”支付一切债务，公家和私人的。这位镌版工人怎么可能想象得到，有朝一日，在某处，这种纸币会让某个人伤心欲绝？ 第二样东西是一长条火车票，跟所有的火车票一样，可以从起点坐到终点。上面的每张联票在旅行途中都可独立使用。第一张联票上印有“纽约”；即她现在所在的地方。最后一张联票则印着“旧金山”；那是她来的地方，去年春天，恍若一百年以前的事。 没有回程票，这是张单程票，那就是要她去呆下来的地方。 这一来，尽管这个信封里没有片言只字，但它实际上已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支付一切债务，私人的和公家的，五元法定货币。去旧金山——不再返回。 信封一下便掉落到了地板上。 看起来她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明白过来。就好像她以前从没见过一张五元纸币似的。就好像她以前从没见过这样一长条折叠式的火车票似的。她死死地盯住它们。 后来她开始微微颤抖起来。一开始没出一点声音。她的脸开始出现了间歇性的抽搐，上至两眼，下到嘴角，从她的表情看，她似乎正在挣扎着，想爆发出某种强烈的感情。有那么一会儿，看上去一旦爆发，那就将是号啕大哭。不过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爆发的是一阵大笑。 她的两眼缩成了两根细线，嘴唇向后撇去，嘴里传出了一阵粗哑断续的声音。好像是苦涩的笑声。好像笑声在雨中淋得太久，全都发霉变质了。 她不停地笑着，一边把压扁了的旅行包拿出来，放在床上，打开包盖。等她把东西装进旅行包，关上包盖后，她还在笑着。 她看来一直没从这阵笑声中缓过来。她的笑声一直没停止。就好像在听某个很长很长的笑话，笑话不停地讲着，笑声也一直没有停下。 不过，笑声本该是欢快的、活泼的、充满生气的。 她的笑声却不是如此。 火车已经喀嚓喀嚓稳稳当当地开出十五分钟了，她却还没找到一个座位。所有的座位上都坐满了出去度假的人们，过道上也站满了人，就连连接两节车厢的过道也都是人；她以前可从没见过这么挤的火车。在这种人头济济的场合，她实在是太赶不上趟了，再加上她带着的这个累赘的旅行包，更使她行动缓慢，举止笨拙，因而等她上车就太晚了。她的车票只能让她登上火车，而并不保证她在车上有一个座位。 她有气无力、萎靡不振、精疲力竭地顺一节节车厢挣扎着朝火车后走去，在拥挤的人群中，她身不由己、七冲八跌地歪到一边又倒向另一边，沉重的旅行包也越来越拖着她的后腿。 所有的车厢都站满了人，这是最后的一节车厢，再过去就没有车厢了。她已经穿越了整列火车，哪儿也看不到一个空位子。这是一趟直达火车。整个旅途中都不会停靠一个站头，这种时候要求谁表现得谦让有礼，那实在是要求过高了。这可不是电车或是公共汽车，行驶时间只有一会儿。一旦你显出侠义心肠，站起来，你就得站上几百英里。 最后她站住脚，就在她站下的地方待下了，因为她实在没力气回转身，再回到她原来的地方去。再往前走也毫无意义。她能看见这节车厢的尽端，那儿也没一个空位子。 她把旅行包顺着走道的方向放下来，想在它朝上的那面坐下来，因为她看见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她手忙脚乱了一阵，自己倒失去平衡，差一点一个踉跄跌倒。不过最后她总算成功了，于是她把头往后一倒，靠在了她身边的座席边上，就这么呆下了。她实在太累，根本不想去了解什么，对什么也不在乎，甚至连眼睛也没力气闭上了。 是什么使你停下的？在你停下时，你为什么正好就停在你站下的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它是什么，还是什么也不是？为什么不少走一码，为什么不多走一码？为什么正好就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有的人说：这只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碰巧，如果你不是停在这个地方，你总会在另一个地方停下。那时你的故事便又会截然不同了。一个人在往前走的时候，就在编织着自己的故事。 可有的人却说：除了这个地方，你不可能在任何别的地方停下，即便你想要在那儿停下也不成。这是天意，是注定了的，上天只要你停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其它地方。你的故事就在那儿等着你呢，它已经在那儿等了一百年，还在你出生前就等着了，你连这个故事中的一个标点都不可能改变。不管你做什么事，你必定得去做它。你是一根漂浮在水上的小树枝，水流把你带到了这儿。你是风中的一片树叶，风把你吹到了这儿。这就是你的故事，你是无法逃避的；你只是个演戏的，而不是舞台监督。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她目光下垂，看见眼前的地板上，正好就在座席的扶手边上，有两双并排向上翘起的鞋子。在座席里，近窗前的地方，有一双很小的女式无带浅口轻便鞋，鞋子十分别致、漂亮，没有鞋背，没有鞋帮，没有鞋尖，事实上，除了匕首形的鞋跟和两条带子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对面，就在靠近她的这一边，是一双男人的粗皮鞋，相对来说，这双鞋子显得矮矮胖胖，又大又笨，极其沉重。由于穿鞋人的一条腿搁在另一只脚的膝上，因而两只鞋子就一高一低。 她没有看见鞋主人的面孔，她也不想去看。她根本不想去看任何人的脸。她不想看任何东西。 有一会儿，什么事也没发生。后来，一只女鞋偷偷地挪向一只粗皮鞋，轻轻地挨紧它，似乎以一种灵巧的不动声色的小动作想与之进行交流。这只粗皮鞋一点没作出反应；它没领会这个信息。它察觉了对方的接近，但没领会对方的意图。一只大手伸下来，迟迟疑疑地在挨近鞋上边的袜子上抓挠了一下，然后又缩了回去。 这只女鞋似乎对这种迟钝的反应不耐烦了，又作了一次努力。这回它狠狠地撞了过去，在没受这只像盔甲似的粗皮鞋保护的踝关节上啄了一口。 这可见到成效了。上面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张报纸的沙籁声，听来好像是这张报纸放下了，有人想看看被这么不客气地啄了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上面发出一声低语，声音太轻了，除了存心留意在听的那双耳朵外，没人能听得清它说了些什么。 一个男子的声音疑问地咕哝了一声，对它作出了应答。 两只粗皮鞋平放到了地上，这说明上面的那两条腿松开了。然后它们稍稍向过道这边转动了一点，好像是它们的主人扭动身子朝这个方向看来。 坐在旅行包上的这个姑娘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她知道对方的眼光必定会落到自己的身上，故此想避开它。 等她重新睁开两眼时，她看见这两只粗皮鞋已走出了座位席，穿鞋人正在过道里站直了身子，正好就在她的对面。一个高个子，足有六英尺高。 “坐在我的位子上去吧，小姐，”他发出了邀请。“去吧，到我的位子上去坐一会儿。” 她力图以一个淡淡的微笑表示婉谢，并有点违心地摇了摇头。不过这个丝绒靠背看上去实在太诱人了。 还坐在座位上的那个姑娘也来帮他邀请。“来吧，亲爱的，坐进来吧，”她鼓励道。“他要你坐上来，我们想让你坐，你不能就这么呆下去，一直呆到你要去的地方。” 这个丝绒靠背看上去太诱人了。她的眼光给吸引过去，没法移开。不过她实在累得没法站起来，坐到那儿去。他不得不弯下身子，拉住她的胳膊，帮她从旅行包上站起来，挪过去。 当她的身子靠到座位靠背上以后，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使她的眼睛又闭上了一会儿。 “好了，”他由衷地说道，“这下好些了么？” 坐在她身旁的那位姑娘，她的新同伴，开口道：“哎，你太累了。我可从没见过有人竟累成这副模样。” 她只是微微一笑，表示了她的感谢，依然想稍稍有所戒备，尽管她已作出了这样的反应，但他们两人全然不顾她的这种表示。 她看着他们两人。如果说几分钟以前她简直不想看任何人的脸，不想看任何地方的话，那么现在即使她不想看其他人的脸的话，她至少想瞧瞧他们的脸。这是因为对方的这种好心肠使她改变了原先的想法。 两人都很年轻。不错，她也很年轻。不过，他们都很幸福，很快活，沉浸在天地的恩宠之中，这就是他们跟她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在他们身上处处都显现出来。在他们的身上焕发出一种熠熠放光的光彩，那不仅仅是一种勃勃生气，不仅仅是一种好运气，在开始的那么一会儿，她简直讲不清那是什么。接着，她立时就看出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头的每一下转动，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让她明白了那是什么：他们两人正全身心地沉浸在炽热的恋爱之中。这种热恋之情简直就像磷光一般把他们笼罩了起来。 年轻人的爱情。纯洁的爱情。这是一种在每个人身上只出现一次，而且决不会再次出现的初恋。 不过，在随便谈话时，这种感情却是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不说他那一方，至少在她这边来说，就是如此；她对他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一种不带恶意的责骂，一种善意的诋毁，一种亲昵的轻视。她对他似乎没有一句温情脉脉的话语，甚至没有一般人之间的那种关切。不过她的眼神已把她的感情暴露无遗，而对此他也心照不宣。他对她所表现出的这一切傲慢无礼都报之以微笑，那是一种崇拜的、爱慕的、完全理解的微笑。 “喂，走吧，”她不容置辩地一挥手，说道。“别像个傻瓜似的站在那儿，把气全呼在我们的头颈里。去，去找些事干干。” “噢，对不起，”他说，一边装做好像冻着了似的，要把衣领翻起来。他的眼睛闪闪烁烁地看看上面又看看过道。“我想我还是到车厢间的过道里去抽支烟吧。” “抽两支好了，”她快活地说。“我才不管呢。” 他转过身，开始挤过拥挤的过道向外走去。 “他可真好，”这位新来者很感激地说道，眼光追随着他而去。 “唔，他还行，”她的同伴说，“他还算是有些优点。”说罢耸了耸肩。不过她的眼光说明她说的不完全是真心话。 她打量了一下四周，吃准他已经走开，听不见她们的谈话了，于是她把身子向另一位姑娘靠过来些，以一种亲密的口吻压低了嗓门。“这下我可以直说了，”她说道：“那就是我要他站起来让座的道理。我的意思是全为了你。” 原先坐在旅行包上的那位姑娘垂下了眼睛，有一会儿她很困惑，但又有点不以为然。不过，她没吭声。 “当然还有我。并不仅仅是为了你一个人，”她的同伴又急匆匆地接着说道，并露出一种炫耀的口吻，好像她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地要把一切全说出来。 这个姑娘说了声“哦。”她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话听起来很平板，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好像在说“是吗？”或是“你没说过吗？”的那种口吻。她尽力露出一丝很同情、很关心的微笑，不过她不太长于这种敷衍之道。也可能是不常启齿露笑的缘故吧。 “有七个月了，”对方又无端地加了一句。 姑娘能感觉到她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似乎她希望她不仅仅是听，还该相应作出一些反应。 “八个月了，”她说，声音很低，几乎听不见。她并不想说，可还是这么说了。 “了不起，”她的这位同伴对这一数字发出了一声赞扬。“真行。”似乎这样的话里包含了某种等级制度，似乎她还意外地发现，自己竟是跟一个更高层次的贵人在说话：一个公爵夫人或是一个侯爵夫人，她要比她自己占先一个月呢。她们两人都表现出一种自以为都了解而无须作进一步深究的神态，这是女性的一种共性。 “了不起，太了不起了，”这个姑娘内心回荡着，她的心里却发出了一下受惊的抽泣。 “你的丈夫呢？”对方又唐突地问。“你是去会他吗？” “不，”这位姑娘说，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对面的绿色丝绒座席背。 “不。” “哦。你是在纽约离开他的吗？” “不，”这位姑娘说。“不。”她似乎看见这个字暂时显现在对面的座席背上，瞬现即逝。“我已经失去了他。” “噢，真抱——”她的快活的同伴似乎这才第一次知道悲伤，不仅仅是为了一张撕碎了的纸币或是一个女学生的恋人背叛了自己而有的那种伤心。这种感情就像一种新的经历出现在她那容光焕发的脸上。即便在这种时候，她也只是在为另一个人而悲伤，而不是为自己而悲伤；这就是你可以得出的印象。她个人从来没有过悲伤，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她是那些鸿运高照的人中的一个，在人世这一黑谷中闪发出夺目的光彩。 她紧紧咬住自己的上嘴唇，把所有意欲一吐为快的深表同情的话语一古脑儿全憋了回去；她冲动地把手伸出去，放在她的同伴的手上，过了一会儿才抽回去。 这以后，她们都很乖巧地没再对这类问题谈下去。诸如生和死这类基本问题，它们可以引发极大的快乐，也可以带来巨大的悲伤。 这个愉快的姑娘长着一头金发。这头金发在头上蓬蓬松松地披撒开来，就像一个迷蒙的光环。她的杏黄色的脸颊上长满了雀斑，就像一个不经意的画家用画笔在那儿撒上的金黄色的小斑点，在她细巧雅致的鼻梁上还跨越着一条斑纹。她的嘴是她脸上最美的一部分。即便说她脸上的其余部分没法跟嘴相媲美的话，单这张嘴本身就足以使她看上去十分可爱，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而事实也确是如此。就好像一盏灯足以照亮一个空房间一样，不必再装上一盏枝形吊灯。当嘴微笑时，脸上的所有部分都会同它一起微笑。她的鼻子有点上翘，眉毛弓起，两眼起皱，先前什么也没有的地方随时会出现一对小酒窝。看起来她老爱笑。看起来她有许多可笑的事情。 她一直不停地玩弄着戴在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她很在乎它，这么说吧，她非常钟爱这枚戒指。这会儿，或许她完全是无意识地在这样做；这一定已成了她的一个固定的习惯。不过她在几个月以前，当这枚戒指第一次戴在那儿时，她一定是怀着一种无比的自豪感戴上的，打从那时起，她就觉得有必要在世人面前一直不停地玩弄它——就好像在说，“看着我！瞧我得到了什么啊！”——她必定对它情有独钟，以致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她都没法把自己的手从戒指上挪开。如今，尽管这种自豪和钟爱之情一点不见减少，这也已经成了一个保留下来的可爱的小习惯了。不管她的手在做什么动作，不管它们表达着怎样的手势，这个习惯总是最为显眼地表现出来，在旁人眼中它也显得最为突出。 戒指上镶了一排钻石，两端各有一粒蓝宝石。她注意到她的新同伴的眼光正注视着这个戒指，于是她把戒指朝她转过去一点，让她能看得更清楚些，并用手指十分优雅地将戒指一抹，似乎要除去想象中的滞留其上的最后一点细尘。同时又想以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表明自己这时根本不在乎这枚戒指。这就跟她先前把手朝他那么一挥，装做她根本对他一点也不在乎一样。这个小动作，就跟这个小精灵一样，完全是在掩饰它的本意。 两人专注地聊了起来，就像新结交的朋友一样，这时他在离开了十分钟后，又出现了。他以一种十分惹眼的悄悄的神秘兮兮的样子走到她们面前。他很小心地先朝左右看了一下，似乎有许多极其机密的消息。接着他用一只手掌的边缘挡住了自己的嘴角，再俯下身子，悄声说，“帕特，一个服务生刚才向我透露，再过几分钟，他们就要打开餐车门了。这可是特别的、内部的、提前的消息。你知道，在这帮人中这意味着什么。我想，如果我们想要第一批从那绳索下钻进去的话，那我们最好这就朝那儿过去。等这消息一传开，那儿就会挤得水泄不通了。” 她轻巧地一跃，站了起来。 他立刻用两只手的手掌，以一种滑稽的紧张动作止住了她。“嘘！别把这事暴露出去！你想干什么？要若无其事地走，就好像你并不准备特意到哪儿去，而只是去舒展一下你的两腿。” 她顽皮地悄然一笑，又憋住了。“当我要去餐车时，我可实在装不出我并不想特意去那儿的样子。我满脑袋想的全是这件事。如果你能让我别这么直冲出去，那真算你走运。”不过她还是服从了他这种两面派的狡猾主意，十分夸张地踮起脚，走到了过道里，就好像她所发出的一切声音都跟他们要去做的事有关似的。 离去时，她劝诱地拉住了自己身边这个姑娘的衣袖。“来吧。你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吗？”她悄声说道，一副搞阴谋的模样。 “这两个位子怎么办？我们不会失去它们吗？” “不会的，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行李放在上面就行了。喏，就这样。”她拿起另一个姑娘的旅行包——到这会儿，它一直放在过道里——她们把它横放在两人的座位上，正好把位子占住。 这时，这个姑娘才站起身，从旅行包旁挪过身子，不过她还是落在后面，迟迟疑疑地不知该不该跟他们去。 年轻的妻子似乎很能理解人，在这方面她反应十分敏捷。她把他打发到前面去，为她们开路，同时也不让他听到她们的说话。然后转身向着自己的同座，机敏地安慰她。“别担心，什么也不用担心；他会照顾好一切的。”接着又表现出她俩在这方面已成了密友，尽力减轻另一个姑娘的窘困，她向对方保证说：“我会关照他这么去做的。不管怎么说，这是该他们干的事。” 另一位姑娘结结巴巴地想婉言谢绝，而这只不过证明对方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不，那不行——我不想——” 可是她的新朋友已将她的接受当作了一个既成事实，再也不想为此浪费时间了。“快点，我们要跟不上他了，”她催促道。“他身后的人又要把路堵住了。” 她催促她走在自己的前面，还十分友好地把一只手轻轻搭在她的髋部上。 “你现在可不能太忽视自己了，一直都不该这样，”她压低声音告诫道。“我都明白。他们把这种事全告诉过我的。” 这时，一直充当先锋的丈夫在拥挤的过道中间为她们开出了一条很宽的通道，并不断警告人们暂时把身体靠在座位上，让出空间来。而这么做时，他丝毫都没露出怨恨的神色。看起来他身上有一种气质：十分友好却又坚定不移。 “有一个过去一直踢足球的丈夫实在是太有用处了，”他的新娘得意洋洋地评论道。“他能为你驱走一切障碍。看看他的背有多宽，看见了吗？” 等她们赶上他之后，她便嗔怪地抱怨说，“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我得喂饱两个人哪。” “我也是啊，”他扭回头，就这么粗鲁地回了一句。“我要吃双份哪。” 由于他的先见之明，他们成了餐车里的第一批客人，而等餐车门打开没一会儿，里面就挤满了人。他们稳稳当当地挑了一个可坐三人的桌子，正好斜对着一扇窗。而那些运气不好的人只得在外面的过道里排队等候，因为餐车门当着他们的面不客气地关上了。 “我们可不能就这样坐在一张桌子上却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年轻的妻子一边兴致勃勃地摊开餐巾，一边说，“他姓哈泽德，叫休，我是帕特里斯·哈泽德。”她的酒窝轻蔑地显了出来。“古怪的名字，对不？” “话说得客气些吧，”她的年轻伴侣愤愤不平地抱怨说，依然低着头在看菜单。“我可一直要你别用这个姓。我还没决定究竟是否让你跟这个姓呢。” “现在它是我们的了，”这是他得到的女人的逻辑。“我还没决定是不是让你跟这个姓呢。”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他们的客人。 “乔治森，”姑娘说。“海伦·乔治森。” 她迟疑地朝他们两人笑笑。给他的是她的笑的外表，给她的是她的笑的内涵。她的笑并不显得十分开朗，但笑得很深沉，笑里含有那么一点感激之情。 “你们两人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她说。 她用两手翻开一份菜单，低头看着，这样他们就不会察觉到她的双唇因激动而稍稍颤抖起来。 “你们——一定过得相当快活，”她沉思着低语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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